让我们拉回到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在《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近些年来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其实就是教育市场化。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

　　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教育市场化进展的不如人意，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另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这两种不公平都是与市场化最关键的元素——“金钱”有着莫大的关系。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

　　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比如最近闹的众人皆知的许某之流事件。

　　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教育市场化还引发了大学社会化，众多大一、大二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像大三、大四的大学生那样，早早地参与进社会活动里面，学生们要等到进入大学很久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整个大学时期里最重要的收获是大学的名气，而不是道德知识、技能知识等，加上有梁某之流的老师，更是对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教育提供方的失败会破坏其所授学历的价值。

　　有大量证据证明，大学毕业生正做着过去并不需要学历的工作。随着当今众多大学生获得学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赚的钱并不比非大学毕业生多。还有多得多的大学毕业生将无法赚到足够多的额外收入。

　　另外，不可否认教育市场化也有好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认为大学学历是唯一重要高等教育学历的信念，带来了其他功能失调的结果。如今的职业教育并不能够像德国那样为社会带来众多的技术人才，对德国社会发展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教育市场化的尴尬现象，并没有学到欧美市场化的精髓。

　　但是，最终大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替代选择。正如一些学者指出：“非但没有让机会均等……，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安排正在系统化地阻碍机会均等。”

　　“教育公平”改革呼声急——有许多值得聆听、尊重和沉思的声音：发自广大的民间，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