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刊了。我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中学语文教学，这期间的我主要是个“批判现实主义者”。

　　我的“批判”涉及语文教学的许多领域，写了一些与语文教学界“大腕”商讨的文章，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缺少城府，当时的我无所顾忌，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想法。

　　这些文章后来都收集到《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一书当中。1996年，当署着自己名字的崭新著作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记得1991年我在江西曾给于老师写了一封求教信，写的时候十分忐忑不安。谁曾想，没多久就收到于老师的回信，于老师的勉励我至今仍记得，这封信也一直收藏在身边。

　　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上饶调到了上海，“乡下人”进入大都市，有些“水土不服”。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消息，托人捎信给我，请我到她家坐坐。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既高兴又担心，平生不善交际，生怕无话和尴尬，心生许多压力。恰逢先生在《语文学习》发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于是我以此为由准备了许多问题。

　　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精神矍铄。也不记得开始怎么说的，只记得没说几句话，我的拘束就无影无踪了。我就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她不紧不慢地做了耐心细致的回答，不时插几句：“你看呢？你怎么想？”她总是把我作为平等的谈话对象。

　　后来先生向我谈起她走过的路、她的感想、她的体会，听她娓娓动情的叙述，我悟出了先生的良苦用心——要树立自信，勇敢地走出困境。

　　作为教师，我们要在自己的语文“自留地”里大胆创新，在每日的课堂上突破变革。

　　作文著书，都是在课余时间里进行的，我在自己的自留地（自己任教的班级）播种、耕耘，日积月累地收获了许多，这些都是我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操作的，很有个性色彩。

　　我是这样想的，观念和思想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上，显然也是不够的，批判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批判上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建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从“批判现实主义者”走向“建设现实主义者”。

　　我认为，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于是，围绕在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我开始了系统建设，撰写并发表了系列论文。我主持的课题“自主探究性语文学习模式研究”获国家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立项为国家级课题，最后通过专家验收，顺利结题。

　　我在自己的班级里开展很有意思的实验：让每个学生每个月读一本文化名著，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要求学生每周作书摘笔记，和对话，写眉批感想。每月写一篇书评或读后感，用一两节课时间来讨论，互相交流、碰撞，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耀出来，这是文化的积淀，也是思想的熏陶。

　　我要求每节语文课由一位同学介绍一首诗，然后全班同学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一个月一本书，一节课一首诗。我让孩子们收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看着看着，把家长也吸引到电视机前，一家三口围绕电视内容争论不休……

　　学生在随笔中说到，阅读文化名著是点亮一盏心灯，收看《焦点访谈》是打开社会之窗。

　　几年来我所任教的学生，无论是高考成绩、作文竞赛，还是是知识结构、综合素养，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做一名批判者固然不易，但做一名建设者更为艰难，因为没有批判的潇洒痛快，却有着背负行囊长途跋涉的辛苦。

　　回首这些年的从教生涯，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无论怎样，思想不能缺席，教育需要思想。

　　我们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不断地进行技术操作层面的变化，是否思考过，我们为谁而改？为什么改？改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任何改革的背后都有理性，有的是工具理性，有的是价值理性。任何教育行为背后都有理性，要么是工具理性，要么是价值理性。

　　当有关教育的理念蕴涵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当中，蕴涵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行为中，它就成为了教育思想。

　　在语文的圈子里，我们很少听到充满哲学意味的讨论，于是思想的缺席就是自然而然的。思想的缺席使我们发育不良，缺乏醍醐灌顶的思想启蒙，又使我们的群体发育不良。思想的缺席是最可怕的缺席，因为思想的缺席就是灵魂的缺席。

　　作为教师，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思考，我们都不能成为机械的执行者，我们一定要做教育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