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风靡一时的批评名作中，耶鲁名宿哈罗德·布鲁姆以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重申知识与审美标准的不可或缺，才华横溢而又雄辩无碍地维护了一种统一连贯的文学文化。他视莎士比亚为西方经典的中心，并在与莎氏的比照中，考察了从但丁、乔叟、塞万提斯一直到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二十多位西方一流作家，揭示出文学经典的奥秘所在：经典作品都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融合。
以其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布鲁姆重新激活了西方经典的概念，使那些最好地代表了这一概念的惊世之作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
《西方正典》1994年出版时，布鲁姆教授已是六十四岁的人了，但这部煌煌“大书”却写得情文并茂，酣畅淋漓。从开篇“经典悲歌”到终曲“哀伤的结语”，作者一路写来，几乎将这部学术著作演义成一个传奇故事或一部言情小说了。书中既有怀旧之情，更有悲愤之情，真可谓九曲回肠，难以自禁。德国人斯宾格勒写过一部《西方的没落》，布鲁姆莫非要为“经典的没落”吟唱一曲“挽歌”？
但自从出现“反讽”一词，现代读者就需存一份小心，再说布鲁姆生性狷介，善辩好斗，他喜欢的一句名言是“不管那是什么，我一概反对！”因此，在《西方正典》的字里行间，布鲁姆不忘对时下学界无论保守文士还是新进学人左右开弓。他断然拒绝那些固守既定价值、对文学进行道德批评的右翼学人，更抨击成为时尚、热衷于政治性解读的批评家。他将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符号学派统称为“憎恨学派”。十年之后他在此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还将诸如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族裔研究和性别研究归入讨伐经典的“十字军运动”。这样，《西方正典》读来犹如一篇意在“挑战左的和右的文化政治学”的檄文了。
当然，充溢在书中并真正打动读者的是布鲁姆内心深处对文学由衷喜爱的阅读激情，是他始终崇尚并捍卫经典的执著信念。入选《西方正典》的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二十六位作家和批评家，他们之所以共享经典的荣耀，是因为其创作的“崇高性和代表性”。也就是说，他们是各自民族、不同时代和主要文类的代表：英国的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狄更斯；法国的蒙田和莫里哀；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西班牙语美洲的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美国的惠特曼和狄金森。主要剧作家是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和贝克特；主要小说家是奥斯丁、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和伍尔夫；约翰逊博士则是西方最伟大的批评家。
“崇高性”是指审美崇高性。布鲁姆极为反感对文学作道德和政治性判断，他看重的是作品的审美价值，主张并实践的是对文学进行审美判断和审美批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给出“经典”的十二个定义，但在布鲁姆的心目中，经典的标志就是原创性。布鲁姆认为“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但丁是第一种原创性的最好例子，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原创性的绝佳榜样。布鲁姆将但丁，尤其是莎士比亚，作为西方经典的中心，因为他们在原创性，亦即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布鲁姆强调；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这样，一部由经典构成的西方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文学创新的历史。
“正典”的原义是指宗教典籍，但布鲁姆念念不忘视为珍宝的“西方正典”是西方文学史上一些大师之作，或者说一些“大书”。他撰写此书的用意是要在文学式微的年代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学的喜爱和阅读热情。按布鲁姆的理论，阅读就是误读，这样，一元的价值体系是不存在的。所谓“西方正典”也绝非一个统一体或稳定结构。其实，在美国学界，布鲁姆向来是一个偶像反对者，对“道统”之类不屑一顾，也反感统一的价值体系和封闭的思想观念。《西方正典》结构上虽然借鉴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三阶段历史循环理论，但布鲁姆唯独对“神权时代”略而不论。他曾推论《圣经》的早期作者是一个女人，耶和华、耶稣皆为文学人物，这即使在多元文化的美国，也实属大胆之言。布鲁姆开出的荒岛书单是莎士比亚全集，如果有第二种才是《圣经》。在此书中，他一方面列出一个个经典，同时又提醒读者：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而且任何新作要想成为经典必须具有反经典的东西。布鲁姆还重申：个体自我是审美价值的惟一方法和全部标准。
《西方正典》让我想起另一本书，就是稍晚出版但更早有中译本的《伟大的书》。作者大卫·丹比是个中年人，杂志的影评家，毕业三十年后重回课堂，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两门课：当代文明和文学人文。丹比研读了从荷马到伍尔夫这些欧洲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研读范围与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基本吻合：但丁、薄伽丘、蒙田、莎士比亚、奥斯丁、康拉德和伍尔夫。他后来出版这部《伟大的书》与布鲁姆撰写《西方正典》也有着同样的初衷：在当下混乱的景观社会及声像时代，倡导回归阅读，重振文学文化。
但细细读来两书之间也有所不同。布鲁姆是耶鲁教授，他端坐书房，数典念祖；丹比则是一个“普通读者”，与年轻的大学生一起坐在众声喧哗的教室里，不仅体验读书的艰苦，而且体验经典名著如何在年轻一代中经受挑战。布鲁姆固守自我，自视为西方传统的最后继承者，对发生在大学的经典论争感到恼怒，反感多元文化；丹比为经典的式微深感不安，但他尽可能去理解教室里发生的事，考察传媒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如何读书。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四十岁以上的人，除非你走进一间教室，否则你简直意识不到美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变得那么多元化了。”
中国当下的文化境遇与上世纪晚期的美国多有相似之处，文学与经典同样面临挑战，因此《西方正典》与《伟大的书》的翻译出版是非常有益的，可以引起我们思考和从中得到启示。我以为最有益的启示就是：阅读经典，面对伟大。我们要记住：经典可以让读者认识自我，找回自我，充实自我。唐建清
上周去一间连锁书店，一进门遇上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是这家书店的店员，几年前我常去另一家分店时，他在那里工作。两个人都很惊讶，自从因路途问题转来这家店，我几乎每周光顾一次，而他已调到这家店快一年，我们竟然从未谋面。
以前在那家店时，我常向他打听新书情况。他沉默寡言，略笑一笑便从角落里抽出几本递给我，往往都是很不错的书。有时我会在书店里先逛一逛，结账时才向他开口，他转身添上一本两本。这次，寒暄几句，我照例开口问他最近有什么好书，顺便加上一句“最近真是越来越淡了”。他一抬头，“不会啊，还是有一些值得一读的”，然后指一指阁楼，示意我先去看一看，他要忙完手上的整理工作。
阁楼里是学术、文化类的书，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每周都去，我几乎对增加了哪些书了如指掌。经常的情形是，只拿起新书，左翻翻右翻翻，心里暗暗骂一句，放下。出门的时候，手上有一两本书，心情由进门时怀有的一点希冀，变成失望以及对出版的不满。而那些书多半是为不白跑一趟而买下的，回去或者放进书架，或者放在床头，有几本甚至在金鱼缸上搁了一个多月。呵，不想不知道，原先那个人哪里去了？那个无不希望随时随地能“看书”的人———挺直腰背严密维系书本的尊严，在视线所及之处看得到书，一手拿遥控器一手攥书，把浏览书店里的书当作消遣和乐趣，到朋友家造访一定要先站在书架前仔细打量———她哪里去了？
我还在读书。只不过，去书店不是消遣，是寻找。寻找可以拿来评论、推荐的书，可以拿来批评甚至嘲笑的书———不如直接一点罢，寻找那些可以帮助我完成工作的书。除了寻找，还有等待，等待推出新书并值得采访的作家，等待主动到访这座城市的作家和出版人，等待相熟的书评人发来他们的文章。
是的，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书变否另当别论，读书的人变了，这是肯定的。我有多久没有正襟危坐地阅读了？从书桌前，挪到沙发，再到床，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舒适。看似依然在阅读中喜悦、沉思，事实上常常打着哈欠，在浓烈的倦意中进入无法记取的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