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非合作的大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迎来了中非合作的成人礼，其主题名为 “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势必将中非关系推向新高度。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稳固推进，历久弥坚，但当时双方友好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友谊和互信。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在非洲大陆强势推广西方普世价值，许多非洲国家不得不作出政治选择，导致非洲大陆一度陷入内乱无法自拔。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过后，非洲国家政治逐渐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由于多年战乱，基础设施成为非洲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亟需外力助推。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带来的挑战以及国际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的趋势，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中国和非洲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旨在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谋求共同发展，对非洲国家而言可谓适逢其时。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范畴内的集体对话机制，促进中非双方平等互利、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友谊、促进合作。
中非命运共同体体现在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只是处于不同阶段而已。作为 “先富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非合作旨在谋求合作共赢，互相交融，而非中国一家独大。
政治上，高层互访马不停蹄。如喀麦隆总统比亚继3月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再次来华，体现高度政治互信。该互信通过论坛机制形成长远规划和战略指引，客观上为非洲国家政局稳定添砖加瓦。近年来中国赴非游客呈指数般增长便是明证。
经济上，中国品牌亮相非洲街头。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其商品市场70%的日用品、轻工业品皆由中国制造；电信通讯领域，中国承包商占据非洲承包商50%以上，机场、车站出来映入眼帘的皆为华为、四达时代等；刚果（布）的转换插头从多年前的欧标变成如今的中国标准；内罗毕菜场的商贩会讲中文的话，就能卖个好价钱。
文化方面，非洲元素丰富华人生活。虽然非洲文字不甚发达，但从艺术到音乐，非洲元素时刻点缀中国人民的业余生活，比如城市街舞就来源于非洲传统民族舞蹈。
安全方面，中国一直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索马里海盗、非洲萨赫勒地区等安全问题为非洲国家发声。此次北京峰会邀请到联合国秘书长以及27个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便可见一斑。
中非命运共同体赢得了非洲国家领袖的肯定。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表示，“中非两国在共同助力全球化”。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也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是一项伟大的计划”。
今后，中国对非合作将从 “授人以鱼”的初级阶段向 “授人以渔”的高级阶段过渡。通过经验分享，不断发掘非洲发展潜力，助力内生驱动发展。
第一，经济结构亟需调整。非洲经济目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非洲国家并未摆脱只靠出口一种或若干种农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受到西方金融机构的资助改革但收效甚微，非洲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甚至从25%降到11%，所以非洲国家也在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外援来实现经济的内生驱动。中国的优质产能，比如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业、以鞋类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转移到非洲。
第二，发展理念亟需更新。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都需要发展文化，而这正是非洲缺少的。中国应将几十年来的农业、工业现代化发展经验移植到非洲，使非洲工农业不再满足于传统性，最终形成高低搭配、不同层级的产品以适应非洲各类市场的需求。
第三，青年妇女亟需培训。非洲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普遍很快，相应的就业困难等问题可能诱发社会安全问题。因此，应重点围绕青年、妇女开展技能培训，在大型合作项目中更多利用当地员工、加大技术转移力度；进一步完善对非人力资源培训体系。
在西方反全球化、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表明了中非愿意共同举起全球化的旗帜。中国梦是在21世纪中叶前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非洲梦是在“2063愿景”基础之上实现非洲大陆独立自主的发展。如何将中国梦对接非洲梦？今年的峰会将给出答案。
漫长行政链条所带来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一直与国家治理的历程相伴，农村地区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最后一公里”困境，乡村示范项目评比则可以帮助打通“最后一公里”。
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不是科技成果，不应将其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分子”或加分项；恰恰相反，要将其视为科技成果的“分母”或减分项。
要根据最新人口发展特点，构筑与大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特点相适应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物质生活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共同富裕不仅指经济上共同富裕，也包括人民对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追求。
每一种精神的形成，背后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线
将节粮减损、制止餐桌浪费等纳入“粮食安全保障法”并加快立法进程，建立爱粮节粮检查、投诉、宣传和志愿者服务等制度，并列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不断完善反粮食浪费法律法规体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发挥数字经济优势，以经济、社会、治理为重点，全方位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将区际利益协调过程按顺序分解为一系列小程序，并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制，细化机制的构建使得利益协调有章可循，从而保障利益协调过程的规范性及最终的有效性。
走向共同富裕，需保障农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流通、进一步合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
信息高速公路可以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通，信息进村入户打破了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从多个方面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一直在推进系统性的重大改革。耕地保护的治理体系属于其中重要一环，需要在价值内涵、体制机制、治理工具等层面响应新时代的要求。
中国道路是一条利用资本并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表现为动力、平衡和导引等作用；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引导和规范资本和国家权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引领、布局先导产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六个维度与“四个自信”深度同构。
在全国广泛动员开展的精准识别“回头看”重要举措，是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创新，在国际范围内也属首创。这一举措充分保障了扶贫开发的精准性，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发展是否平衡关键要看人均GDP等指标的差距。政策应更着眼于不同地区之间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
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的结束。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扶贫工作着重考虑的问题。
2020年是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习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铸就法治中国的伟大航标，法治理论创新取得重大成果。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习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