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科学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力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主张“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破除“五世其昌”等封建思想；其次，“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之后，再行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再次，“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生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中国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也使包括人口学在内的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新时代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50年代人口学经历的兴与衰或许更具有典型意义，其经验与教训也是值得记取的。
早在50年代前期，已有中央领导同志对避孕药具的生产与发放作过批示，而知名人士邵力子先生提出普及避孕知识，宣传避孕方法，主张避孕节育等。到1957年前后，一些曾对人口学有所研究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开展讨论，形成一股持续三、四年的人口问题研究热潮。
热潮之一，是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对中国人口问题作出过研究，主张节制生育的社会学家，故笔者称之为社会学派节制主义再起，他们中以陈长蘅、陈达、吴景超、孙本文、费孝通等为代表，在1957年《文汇报》、《新建设》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同经济建设的矛盾，倡导节制人口，提出“适中人口密度”说，孙本文提出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为8亿等。
热潮之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马寅初为财政经济专家，但他早在1920年便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颇具人口统计学特点的专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时光顾人口学坛，留下了具有一定份量的人口学论著，特别是人口经济学方面的论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超过6亿的人口总量引起马老的关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深知人口如此增长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小组就节制人口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没有想到竟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未能提交大会讨论。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再次畅谈人口问题，受到重视；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他把人口问题作为一项提案写成书面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以1953年人口普查和他深入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在《新人口论》中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科学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力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怎样控制呢？主张“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破除“五世其昌”等封建思想；其次，“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之后，再行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再次，“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生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社会学派的人口节制主义再起，还是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主张节育的基本观点都是正确的，尤其是《新人口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的提出，更是难能可贵。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在当时“左”的思潮和反斗争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学派节制主义被说成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代表人物均被打成“分子”。马寅初则遭受两次大的批判，数百篇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批判会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弄得马老先生只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宣布“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当然，结局是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扣上“中国马尔萨斯主义”大帽子，北京大学校长和人大常委职务也被一撤到底。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理论拨乱反正历史大潮涌动下，才得以平反昭雪，《新人口论》才得以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