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贾樟柯导演发微博说已经与CC（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合作，着手《站台》4K修复工作。《站台》拍摄于2000年，正是新旧世纪交接的时期，贾导在17年前接受FrédéricBonnaud的采访时讨论了电影「站台」。
“那时的贾樟柯由内而外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谈起对电影「站台」创作的初衷与特别的创作经过、与父亲的关系、流行音乐与流行文化的影响、他对青春与生活的认知、和「站台」盗版DVD席卷中国的那一个不平静的夜晚。”（@水片）
在《贾想1》收录文章《假科长的站台你买了吗？》中，17年前的贾导亦同样记录了彼时的经历和感受。两段文字今日一同分享给大家。
我想拍一个电影，它有漫长的时间，有时间对人的摧毁，人和时间的斗争。拍完「小武」以后，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电影，我一定要把「站台」拍出来，它就像我心里面压的一块石头一样，我如果不把这块石头搬走，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这部电影我拍的更加的自由，在现场有非常多即兴地创作，作为导演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地敏感和脆弱，在电影的开场有一个他们排练的镜头，一个人在拉手风琴，一个人在吹笛子，就是那样一个文工团的场面，那个场面我在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我觉得能过重新看到记忆深处的东西，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悲伤。
这部电影有两组主要的角色，一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生活，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是我成长过程里面是对我文化上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你可以去想象，在一个没有图书馆，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厅，没有画廊的一个小镇上，流行音乐对我们有多重要。每一首歌都是我青春期的记忆，那些歌能帮助我回忆，所以这部电影里面有这么多的歌能帮助我们中国观众回忆我们的过去，回忆我们的八十年代。那些歌曲里面不止孕育包含了这些人的期待，他们对未来的幻想，也凝固了他们的时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年龄的阶段，通过这些歌我甚至能想起我的皮肤，我的朋友的一个微笑，或者某一天的一个一闪而过的表情。
每个人开启记忆的方法都不一样，对我来说音乐是特别好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最珍贵的地方，他突破是我们心情的一个表达之外，他还是我们记忆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不是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是生活的真相吧。就是当你进入到生活的秩序里面，当你被各种各样的原因体制化以后，当你的生命再也没有太多可能性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是非常漫长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和明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要这样活下去。
我觉得生命本身有一个秩序，它有一个起伏，青春是那个最高的一点，因为你有梦想，有希望，但是当青春过去之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原来的生活里面。在「任逍遥」里面小季说：我生活到30岁就不想活了，就想死去。我觉得他就是恐惧「站台」的结尾，恐惧那样一种生活。所以当他开始发现生活的秘密，发现生活真相的时候，可能梦想也就没有了，可能青春也就过去了。
前些日子，我在小西天的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正是中午时分，店里人少安静，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我趴在纸箱子上猛淘半天也没什么收获，老板见我执着，便与我搭腔，说因为开“十六大”所以新货太少。我顿时觉得自己没有老板懂政治，便要离开。老板突然想起什么，在我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推门的刹那，突然对我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我一下呆住，反问道: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问道:在哪儿？老板说:明天会到货。
出了店门，心疯狂地跳。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到了自己孩子，出奇地兴奋而又深刻地郁闷。晚上不能平静，一会儿盘算着会有多少人看到自己的电影，不免得意;一会儿又想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别人盗走，心生不快。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我也不能幸免，只能慢慢克服。夜倒也过得快，8点左右我便自动醒来。平常我睡惯了懒觉，奇怪今天为什么清醒异常。打车去了小西天，真的买到了《站台》。
回到办公室再看《站台》，离拍这部戏已经三年了。这让我和这部电影有了距离，就像布列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但《站台》还是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往事，我曾经因这些往事而选择了电影。
我二十六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三十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以前是学习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学习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
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这个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音像店的老板还在叫卖，像在帮我提问：假科长的《站台》要吗？我不想纠正他的错误，因为这时我的心情已经变得非常愉快。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喻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2000 年我正式回国定居，赶上贾樟柯在拍《站台》。他半夜三更把我和阿城叫过去，看他新剪出来的这部电影。那是夏天，马路上热得走几步汗都黏在一起。此后我陆续看他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电影——最近看到的就是《三峡好人》——我有幸能看到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和此后十年之间的作品。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关于巴西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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