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春天，温州炒房团的目光，投向了2003年房地产空置率高达16.5%的西部城市。西部城市的房地产商们，如盼春雨般地期待温州炒房团移师西部。期盼他们救西部楼市于水火之间。
2003年，温州炒房团成功地将上海的房价炒到了天价。上海的房价2003年的涨幅超过了24%，（建设部说，2003年，中国的房价稳中有升，全国商品房价格平均涨幅为3.2%，）上海成为2003年中国房价涨幅最大的城市，每平方米均价达到了5118元，上海的平均房价第一次超过北京的平均房价，成为中国房价最昂贵的城市。
2003年，尽管上海的房价涨幅超过了24%，可上海仍留下了多达779万平方米的空置房卖不出去，占压的资金超过了389亿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还没有计算上海房地产的624处烂尾楼，以及因此所占压的多达1000多亿元的资金。
如果就此两项计，上海房地产市场因空置房和烂尾楼所占压的资金，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所占压的资金总额的12%。
也许，温州炒房团的到来对于房地产商来说，这无疑的是个好消息，只要楼盘能卖出去，只要楼盘能卖个好价钱，作为房地产商，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管他是谁呢。市场上历来认钱不认人。
可如果房价的快速上扬使楼盘高处不胜寒，楼盘的交易在楼盘的炒手们彼此之间击鼓传花，有谁又能知道那个该死的人将是谁？
这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这对于西部城市热切地期盼住房、而又囊中羞涩的工薪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个好消息吗？
我们先来看一看温州的经济，温州并没有非常发达的工业。正是因为温州没有非常发达的、有特色的工业，所以，尽管温州很富有，但它既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没有强大的工业，是不会有强大的商业的。
温州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连发达的交通网都没有，温州几乎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中最后一个通铁路、最后一个拥有机场，最后一个连公路都不甚通畅的城市。这两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温州巨额的民间游资原始资本的积累，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八十年代中期，得益于该地区猖狂的走私贩私，以及疯狂的造假制假。
那时，从那一带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手表多达几十亿只，分给所有的中国人每人一只，还有剩余。从各种款式的、国内市场上价格昂贵的机械表，到物不美但价格低廉的电子表，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香港的，应有尽有。
温州地区及从温州到海丰、陆丰一线，疯狂的手表走私活动，使在高关税和进口配额双重的保护下的，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国产的手表业，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还有大批的家用电器的走私活动，也重创了当时中国刚刚露头的家电制造业。
那时候，温州的假鞋扬名天下，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一大半款式新颖、质量低劣的假鞋出自温州，温州几乎成了假鞋的同义词。还有，温州的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低压电器也全国驰名。另外，温州的特产还有制假工业所特需的标牌、名牌、商标生产，都给温州带来了畸形的繁荣。
也许，我们可以宽大为怀地将此种原始资本的积累，视为民间游资“原罪”，而暂不追究。而且此种巨额的民间游资，也的确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了繁荣。再说，随着经济秩序的治理，温州的假冒伪劣也大多改邪归正，温州的假鞋也已难觅其踪。
可直至现在，温州的工业产品出名的仅有皮鞋和打火机，都是科技含量很低的、难以形成竞争力的轻工业产品。
他们先是在温州炒，将温州的房价炒到了天上，炒到了每平方米均价4000多元，这个房价甚至超过了同一地域的福州和厦门。其直接的恶果是，使海外的资本和外地的资本，因房价地价太贵望而却步。而使相邻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福州和厦门受益。
实际上，温州成了一批金融贵族的聚集地，温州民间游资在当地无法施展拳脚，便北上长三角，在沪杭宁大炒房地产。使得这一带的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据统计，近两年来，杭州的楼盘有近一半被温州人所买走。
温州人还带来了台湾人，还有登陆中国的外资，（不排除一些来源可疑的外国热钱，种种迹像表明，这些人很可能利用中国金融监管的漏洞，通过炒楼来洗钱），资本的逐利性使他们结成了联盟，外地人、外来的热钱联手炒作上海的楼市。似乎真的给长三角一带的楼市带来了涨声一片。
可你不要忘记，温州人买房并不是为了住房，他们并非楼盘的终端用户，他们买房的目的是为了卖房，是为了牟利而来的。他们是来将本来就很高的房价推到更高，实际上，他们是中国房地产暴利的“终结者”。
当心，热钱最大的特点是：来得快，也去得快。他们先是搅得鸡犬升天，好浑水摸鱼，然后留下一地鸡毛，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手法是，庄家们先是在底部不动声色地、悄悄地吸货，这个过程常常会长达几个月甚至半年到一年，这时候，他们的行动是一种绝对的商业机密。
待他们手上握有了大量的筹码之后，再故作神秘地放出风来，并快速地推高房价，实际上，当房价在大幅快速上扬之时，他们已经在边打边撤，一边吸筹一边派发，当然派发的量会大大地多于吸纳的量，他们一手买房一手卖房，买房的和卖房的都是他自己。
此种作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所规定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中，第4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一百八十二条。
（一）单独或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
触犯此条的处罚是，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
尽管中国楼市没有如此明确的法律规定，（即“法所不禁”，即可视为合法。）但炒楼对楼市的危害，则更甚于作庄炒股对股市的危害。
因为股市是一种投资，是一种有余钱剩米的有钱人的金钱游戏，去玩此种游戏的人都应有赢得起也输得起的心理准备。而住房则是公民的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国家应保障公民的物有所值，禁止在此种交易中的欺诈行为。
楼市的交易应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其交易应遵循“诚实信用、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对炒房的行为应当考虑立法禁止。
实际上，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对策。去年，国家已出台了对购买第二套住房，要征收高达20%的消费税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矛头所指正是楼市炒家。
在温州炒房团所大造声势、大举进入的房地产市场，房屋的交易会在此时放出天量，给人一种“购销两旺”的假像。就像他们在上海曾作过的那样，当房价涨到天价时，如平均房价已高达5118元/每平米时，他的撤退已基本完成，该移师别处，另找目标了。
其实，治理房地产暴利最好的办法是快速将房价大幅推高，让房价像上海那样，以24%的涨幅快速暴涨，越涨越离谱。此时的工薪们和普通的购房住户们已在作壁上观了，住房人，购买住房的终端用户已远离了房地产市场，炒楼的只剩下了炒楼的炒手们，随他们炒去吧，谁不怕死谁炒去吧。
治理房地产暴利最好的办法是让房价大坝决堤，于是，长痛变成了短痛。而温州炒房团正是在努力地在作这件事：将房地产汽球吹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该是欢迎温州炒房团呢。
那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国家不希望楼市的大起大落，因为房地产商用的都是银行的钱，（平均比例高达80%），房地产商的钱包里装的都是银行的钱。银行与房地产商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俩蚂蚱。
请回首看一看不久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事前也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两天，泰国的楼市还火爆异常，涨声一片。其实那时候泰国的房地产商已感觉到了风雨满楼，可他们为了使自己手中的楼盘能在高位出手，钳制媒体、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以期将烫手的山芋塞到别人的手中。
房地产危楼直接威胁的是国家的金融安全，当危机袭来的时候，几年十几年所聚集的能量会在几天、至多在一两周内全部释放，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1991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使日本经济在十年后，直至今天都未能恢复元气。而1990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也曾使中国经济的GDP增速从1990年到1998年，8年间在一路下滑，低谷徘徊，走不出下滑通道。可那时候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与2004年中国房地产所泛起的泡沫，不可同日而语。
而温州炒房团所扮演的，正是中国房地产暴利的“终结者”的角色，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不排除他们也可能会成为接到最后一棒的倒霉蛋。楼盘可不像股票那样容易变现，说出手就能出手。
更何况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变，即开征物业税，而此建议已得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支持，开征物业税将有可能使中国的房价下跌50%。
不要忘记，三年前，因为国有股减持而轰然倒下的中国股市，曾使数千亿私募基金灰飞烟灭，不知所终。而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各国的房地产大亨们，没有几个能活下来的。
还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也是这场国际豪赌的大输家，也没能逃脱“以暴利始者必以暴利毙”的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