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青少年模式，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青少年需要接触网络科技带来的技术成果。但自制力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对其进行适度约束，防止过度沉迷而无法自拔。在监管部门、应用平台、家长等多方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国家网信办指导视频软件行业在直播软件中设置“青少年模式”，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在网游中设置“防沉迷系统”。
“青少年模式”等机制，在客观上与软件提供商以用户、金钱为导向的直接商业目的相背离，加之部分青少年自制力差，供需双方便很容易一拍即合，出现“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将制度落实完全托付于双方的自觉并非明智之举，“青少年模式”的落实还需向“技术规则”借力。
“技术规则”，本意在寻求技术与法律的交汇可能性，其中一个标志便是通过技术算法转译法律规范。就“青少年模式”落实而言，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通过明确的算法设计和参数设置，将价值层面的行为规范客观化、精确化，通过消除行为规范中的模糊性使其获得规范可执行的前提。通过自动化算法设计，将明确、精准的规则结果与“青少年模式”关联起来。某些软件中的“青少年模式”采用多种模型设计，很好地降低了青少年用户的使用争议，例如限制使用时间段、使用时长、关闭部分软件功能等。
技术规则本质上是通过理性逻辑呈现的，具有逻辑的完备性、周延性特征。虚化“青少年模式”，是通过打破实名认证建立的“人号关联”、弱化“青少年模式”的运算结果或者保留其他的结果救济余地等方式实现的。在本质上，这些做法打破了行为规范设定下的技术路径的周延性。就软件设计而言，要尽量防止“人号关联”、“青少年模式运算结果”等技术出现周延性的漏洞。就软件监管而言，技术路径周延性破坏的方式、程度，能够成为软件日常监督、软件处罚的判断依据。
一方面，要明确软件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是否能够或多大范围能够被用作“青少年模式”的数据处理；软件提供商以何种方式履行“青少年模式”的义务；青少年用户突破“青少年模式”后造成钱财损失，如何协调用户、平台、获益方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些命题需要在设计技术规则之初便予以明确。
另一方面，青少年模式的具体规则需要在合理性层面深入探讨。例如，软件使用时限是否需要考虑游戏的类型、表现形式，是否需要考虑青少年用户的年龄结构等因素。合理性反思能够使制度获得更多的认可，这也是技术规则发挥效力的重要因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