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审理涉足球系列案件、依法审理查办贪腐案件……去年,司法机关用实际行动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两高报告直面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吁求,反映出司法机关以惩治犯罪、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己任,在维护公平正义道路上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新闻背景】食品安全是近年来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频发势头,去年司法机关积极查办、严厉惩治“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犯罪嫌疑人纷纷受审,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审结涉及“瘦肉精”“地沟油”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278件,判处罪犯320人。
高检报告:立案侦查“瘦肉精”“假牛肉”等食品安全事件中涉嫌渎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2人。
【代表委员点评】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陈万志:去年,司法机关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力度很大、打击覆盖面广,基本遏制了食品安全犯罪蔓延的态势。这些年食品安全犯罪很多是累犯,财产刑罚得到加强,最高可以罚到倾家荡产,但是具体怎么罚,相关部门还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我国涉及食品的企业超过千万家,监管确有困难。在加强重典治乱的同时,还要加强综合治理,建立预防食品安全犯罪体系,改善食品企业发展环境。
【新闻背景】去年涉足球系列刑事案件相继开庭,足球领域反腐败取得重要进展。此外,张家盟、宋晨光、许迈永、姜人杰等一批腐败分子也受到法律惩处。司法机关惩治贪腐,彰显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报告摘编】高法报告:去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
高检报告: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
【代表委员点评】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教授刘明华:这些数字反映出我国惩处腐败工作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但如今“小官大贪”趋势明显,侵害惠民资金的犯罪日益基层化,乡镇村社干部侵吞、骗取惠民资金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地方个别村干部对经手的所有资金都要“雁过拔毛”。建议司法机关围绕促进管好用好百姓“保命钱”,坚决查办城乡养老、低保、新农合、医保等社会保障领域,退耕还林、种养补贴、医疗卫生、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职务犯罪。
“多亏了法院帮我把应得的钱执行回来,我终于能过好这个年了。”2012年春节前,曾在北京某宾馆工作的王女士心情特别愉快。几年前,因为工资纠纷,她把原单位告到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并胜诉。但单位就是拖着不给钱。法院加大执行力度,终于把钱款交到王女士手中。
这是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的一个缩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11日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出,各级法院注重督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同时加强执行工作,去年共受理执行案件255.7万件,执结239.4万件,执行标的到位率为76.3%,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执行工作担负着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重要职责,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执行难”现象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委托执行以及委托评估、拍卖等工作的规定,强化对执行权的监督。同时,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推行财产申报调查、防止恶意诉讼、限制高消费等24项具体措施,构筑多层次惩戒机制,进一步破解执行难题。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开展清理委托执行积案活动,完善执行联动威慑机制,探索建立执行财产调查网络系统,推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2011年前三季度统计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执行信访案件大体呈现“一降一升一少”良好趋势,即来院信访案件案访比下降、积案化解率上升、执行来访占全院来访比例较少。
——联动机制,立案、审判和执行三个环节协调机制,法院之间委托执行机制的完善,形成法院内外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合力。在联动、协调配合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执行威慑、强制措施也有效震慑了意图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2012年,各级法院将深化执行改革,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和司法评估、拍卖制度。全国人大代表张忠厚表示,人民法院只有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才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真正维护。
知识产权审判对于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科技进步具有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11日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介绍,去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6.6万件,同比上升37.7%。
面对快速增长的知识产权案件,我国司法机关正以多种举措,为保护知识产权铸造起坚强的“司法之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依法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出台加强文化创造者权益保护和科技成果保护等30项措施,指导各级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完善专利授权确权案件审判标准,加大驰名商标保护力度,遏制恶意抢注商标、“傍名牌”等行为。
——依法审理涉及工业设计、网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类型著作权案件,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以江苏为例,江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苏绣是苏州知名的非遗项目,当地法院就审理过两例比较典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家享有对油画《贵妃醉酒》专用使用权的苏绣公司,发现另一家苏绣企业生产、销售相同的苏绣产品,遂将其告上法庭。经苏州中院一审判决和江苏高院二审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面对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的增多,全国人大代表公丕祥说:“法院在处理好案件的同时,还应延伸审判职能,既体现对知识产权人智力劳动成果的保护,也要发挥知识产权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社会。”
过去的一年,最高人民法院着力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改革,进一步优化审判资源配置。通过适当调整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整合审判力量,提升审判质效。
践行司法为民,增进司法和谐。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11日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出,着眼于方便群众诉讼,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完善小额速裁制度。
2011年5月5日,在安徽合肥庐阳区法院,仅用7分钟,原告郑某与被告房地产公司就拿到了民事调解书。当事人直呼“想不到”,“以前最害怕打官司,动辄一两个月,消耗时间和体力,没想到今天这么快就审结了。”
这是庐阳区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小额速裁试点法院审理的第一案。小额速裁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答辩期、举证期不超过7日,能当庭调解的尽量当庭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裁判,减半收取诉讼费,大大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方便群众诉讼,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诉讼程序优化显得尤为迫切。为了让简单的官司不再“跑马拉松”,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案件中,案情简单的小额诉讼占有较大比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汤维建说:“小额案件冲突一般并不尖锐,事实通常比较清楚,所涉法律关系相对简单,当事人希望低成本迅速解决纠纷。如果处理纠纷的程序过于复杂,处理不当,纠纷还可能激化。”
“科学的诉讼制度,让当事人花费最小的成本。同时,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也得到了合理配置。”浙江高院立案一庭副庭长张军斌认为,在诉讼量不断增长和司法资源相对紧缺的大前提下,小额诉讼是现实而必然的选择。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检察机关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
“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反腐败工作任务艰巨。对此,我们必须抱有清醒的认识。”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陶建说。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上,重点查办大案要案。突出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谋取非法利益的贪污贿赂犯罪。并严肃查办了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民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
“各地集中查处了一批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发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加大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还突出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其中重点查办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危害民生行贿等八类行贿犯罪案件。
报告显示,检察机关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4217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增加6.2%。
惩治和预防并重。报告显示,检察机关注重惩防并举,结合办案剖析职务犯罪发案原因,向有关单位提出预防建议41864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说:“查办职务犯罪是手段,减少犯罪、保护干部是目的。办好案件是政绩,抓好预防是更大的政绩。检察机关只有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才能增强预防的针对性和说服性。
“开展保外就医专项检察,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1872人。”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说。
近年来,一些监狱、看守所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脱逃等监管事件,以及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问题时有发生,使得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监管安全稳定和被监管人合法权益保障受到广泛关注。
“从这几年各地开展的同步监督情况看,应当说成效还是明显的。大部分不当或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在监管单位提请、呈报环节就已被检察机关发现并纠正。”最高检监所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说。
报告指出,去年检察机关规范和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建设,推进与监管场所的执法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4075件次。
针对监管场所中存在的监管安全问题,最高检连续部署开展了一系列法律监督活动。2011年5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了历时5个月的全国看守所械具和禁闭使用情况专项检察活动。同时,还对被监管人死亡检察工作进行全面规范,出台了相关规定,详细规范了被监管人死亡检察的内容、方法和程序。
“通过我们和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全国监管场所的安全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最高检监所检察厅负责人说。
目前,全国派驻检察室有61.8%与监管单位实现了信息联网,有35%建成了检察专线%的驻看守所检察室建成监控联网并具有独立存储功能,实现了对监管场所的动态监督。
贪官的外逃和引渡,近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线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工作时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一些腐败犯罪的跨国化趋势越来越突出。“贪官外逃篱笆尤需扎紧。一些贪官抱着‘捞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心理,聚敛财产,先在海外安家,再把资产转移,最终择机出逃,给国家带来巨大财产损失。”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说。
最高检资料显示,2011年积极开展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抓获境内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27%。
“跨国腐败不仅给一国的国家和企业利益造成损失,而且对全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都带来严重危害,因而成为全球性的‘毒瘤’。”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宁波市副主委王梅珍说。
为有效防范打击和防范“贪官”外逃,最高检完善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修改相关追逃防逃工作规范性文件,规范工作程序,完善合作机制,着力提高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能力。
“应该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根据双边或者多边国际公约、条约,加强打击跨国洗钱犯罪活动,最大限度地对腐败资产、犯罪收益进行有效地追缴和返还,从根本上切断跨国腐败资金外逃渠道,使每一个腐败分子无处可逃、无处藏身。”赵林中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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