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物质地理研究的兴起，消费已成为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回顾了物质地理和消费间的关系，并对物质消费品及其品牌生产的地方性与跨地方性、物质消费中的文化政治及身体实践等相关研究议题进行了评述。新文化地理学“重返物质”倡导下的消费研究，强调以物为线索的“行为—主体—物质”的复杂关系和日常实践，有力拓展了传统“人—地”关系中对“物”维度的关注。同时，这也为消费研究提供了地理学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理解物质流动和消费背后的全球—地方关系、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这一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值得国内人文地理界关注和重视。
作者简介：马凌，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朱竑(通讯作者)，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敏，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6YJC63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635)；广州市哲学社科项目(2019GZGJ241)。
随着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消费开始成为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时代主角”[1]。消费是“联结经济和文化的社会活动”[2]，它跨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和多个学科，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个学科都竞相研究[3]。经济学、营销学、社会学等学科已对消费行为、消费文化、消费理论等展开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4]。相比较于主流的社会科学对消费的研究，地理学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在全球化背景下，物和消费的快速流动、商品和消费网络、“全球”与“地方”等话题都涉及传统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地方、尺度、网络等知识和理论；与此同时，随着物质地理和日常生活地理的兴起，物质、物质文化、消费和品牌等开始成为国内外地理学界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文化地理学者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经济地理学者早期研究消费主要关注零售行业的空间组织、企业战略和布局特征，近30年开始从研究市场和定位转而研究人类的消费行为、关系和过程[4]，也包括研究消费品牌和品牌化中的地理过程和策略[5]。新社会文化地理学者同样强调了消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并提出“重返物质(性)”，以“物”为核心和载体，探讨全球化消费与地方语境的关系；以及从文化经济的视角，探讨物(商)品的社会生产过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市场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和它体现的价值、空间、地方与尺度等问题[6-8]。同时，物的消费作为一种文化，其背后复杂的地方关系、社会过程和文化政治同样是新文化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比如，Nicky Gregson警示社会文化地理不能过于痴迷于意义、认同、表征和意识形态，缺乏根植于“物”的研究，可能导致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中的“空心化”[9]；Jackson和Miller也提出物质和物质文化视角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特定的地方和更为抽象的社会过程[10]。因此，强调“重回物质(性)本身”和日常生活经验，以“物”为线索研究消费中的物质流动、商品网络以及全球一地方文化，相比较于相对抽象的文化、符号、意义等表征系统和意识形态，已成为新文化地理学发展的新的重要转向。
因而本文在这一转向的背景下，系统回顾并总结近年来新文化地理视角下消费研究的主要视角、议题和内容，首先对物质地理与消费研究的关系进行阐释，然后对物质和物质文化视角下的消费研究的三个热点议题分别论述，以丰富新的学科视角下的消费研究理论和视阈。最后，对应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变化的全球—地方消费和国内快速发展的消费现实，文章提出需要拓展新社会文化地理和消费研究交叉领域，结合经济和文化，对全球和地方消费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文化政治、地方不均衡发展等议题进行批判的回应，理解经济活动背后社会、文化、自然、政治等多重含义，建立消费社会背景下相对完整的“人—物—地”三维系统关系，也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建议。
消费地理研究以往重视零售和消费场所及消费空间，较少关注空间中的“物品”和品牌。而社会文化地理学者虽然有着研究物质文化的长期传统，但新文化地理受“文化转向”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化和表征等意义系统，对物质性(materiality)本身则关注不够。“物”②事实上是构成人类文化体验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考古学者事实上即是物质学者(materialist)，他们主要研究人类行为的物质方面，以及关注物质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系统；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也常注重用现代物质文化研究来解释文化现象[11]。近年来文化地理学家不仅关注文本“表征”的知识生产或其纯粹抽象意义的探讨，亦开始从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去寻找文化的意义，因而出现了“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日常生活“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等的研究思潮。有代表性的即是英国地理学者Peter Jackson(2000)在《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的创刊号上倡导新文化地理学的“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引发了文化地理学者对于物质本身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再关注和思考[10]。物质地理强调社会文化地理需要重新关注人类行为中的“物”的方面并将其放在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考察中的中心位置[12]，关注物质背后的日常和社会生活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观念[11]。
消费即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方面。日常消费中的物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文化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从早期的食品、时装、音乐研究[13，14]、到后来的家和花园、办公用纸、汽车、软饮料[15-17]，以及手机[18]、保健品[19]和室内设计[20]等研究，商品内容和空间范围不断扩大。这些话题蕴涵了一系列关于物质与消费地理、日常生活地理和符号地理的研究，也跨越多个空间尺度，从身体到家、到社区、国家以及跨国。物质消费品总是嵌入在文化语境之中，Miller指出物质的生产事实上是文化的形式，它们不仅反映了嵌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物质本身有着“构成”(constitutive)的性质，将社会关系“客观化”(objecti-fcation)了[21]。Keamers因而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与“主观”的话语(文化)世界是统一的，即：物质系统与文化系统本来即是互为补充，密不可分的，对物质世界的描述亦需要关注其与人类主体、人类日常生活与社会的关系[22]。Crang通过对人们日常消费物品和行为实践的研究，提出从使用物(质)(living with things)、跟踪物(质)(following the things)、感受物(质)(feeling the things)等三个方面来系统追踪“人—物—地”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意义[23]。
Crang指出，使用物(质)即是探究探讨人们如何通过物质或物品的消费实践来构造我们的生活世界。物(品)不仅是功能性和工具性的，在文化的意义上它同时对人有控制力和影响力。Miller认为人们消费的物品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它们事实上会帮助建构和塑造我们的社会世界，因此，消费社会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往往被他们所制造的产品/商品所影响。消费既是大众的“自由”选择，同时又操控大众[21]。Gregson等以家庭消费为例，阐释了人们如何通过消费物品来创造家。通过对家庭中物质的研究，探讨家庭中的物品如何被使用及如何隐喻了自我和家庭的关系，比如玩具体现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反映其家庭生活等[24]。Divya tolia-kelly也指出英国的南亚移民家庭如何通过家具、文化物品和家庭陈列来整合过往景观的具体化记忆和在殖民地迁移前的社会关系[25，26]。Shove则提出家庭消费中的“物质基础结构”(material infrastructure)的概念，指出它们反映并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体现了消费背后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和趋势[27，28]。
“物”的生产反映着物品的功能、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而“物”的流动则说明了物质和物质消费联接下的全球化联系和文化传播及扩散。通过“跟踪‘物’”的方法，Crang提出可以探讨物质(品)和消费流动背后的政治管制和控制是怎样的(这往往涉及政治地理的内容)；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物(质品)如何成为当地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在不同的地方情境下的地方嵌入和本地化过程[17]；以及关于物质消费中的想象地理，即：人们如何将物质与其生产的地方和地理知识联系起来[23]。因此，跟踪物质解释的即是“物质为什么和如何能流动”，即关注物质背后的商品链和消费网络，以及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差异和空间异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博弈。比如西方学者研究了中国食物如何销售到全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和将国外的中国餐馆作为物质地理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下饮食跨边界流动的案例现象等[29]。
除了使用物质和跟踪物质，感受“物(质)”也是物质地理和消费研究的重要部分。区别于以往文化地理中“表征”理论强调可视的文本或符号之于线]，物质地理则强调世界是被多重感知的世界(除了看，还有听、闻、触觉等)，因此应当注重物质消费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和个体感受，以及挖掘个体的持续身体参与和展演中非预期的和不断被转化的社会文化意义[31]。不同的物品常常对人们的感官具有吸引力，如颜色、气味、形状等，而物品和物品所陈列的空间和氛围也为人们传达出某种情绪，空间中物质的实践和布置是情感和社会记忆的缠绕和寄托所在[32]。比如，Oscar Lewis指出宗教文化中的物品和营造的空间对人们有着积极的心理作用，因此宗教物品是人们宗教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11]。Kraftl和Adey以学校建筑的分析为例，说明了教室和教学楼的设计不仅具有使用的功能或是文化的象征，它同时能创造或控制使用者的情绪，营造出特定的氛围[33]。因此，感受物(质)是物质消费实践和理解丰富和生动的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地理往往强调“感知的氛围”(affective atmosphere)，探讨物质、情感、空间和社会的关系[34]；而物质正是体现并塑造了人们的情感、“氛围”和意义感知。
由此，物质地理关注以“物(质)”的生产、使用、流动、消费和体验等为线索下的人们日常生活、社会与地方关系及社会意义建构(社会规范)，从研究方法看，嵌入在生活世界的物质地理的研究强调非表征的日常地理研究方法[35]、视觉方法[36，37]、多场址民族志方法[38，39]、情感地理和想象地理[40，41]，行动者—网络理论[42]等一系列新的和综合的分析方法。目前物质地理学研究主要以西方文化地理学者为主，国内有少数学者在消费空间的生产[43]、食物地理研究[44]、“家”的研究[45]等方面已开始引入物质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但从总体文献上来看，对应于国内旺盛的物质现象及消费现实，物质地理运用于消费和日常生活实践的交叉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亟待丰富和拓展。
新文化地理和物质地理下的使用物质、跟踪物质和感受物质的视角对理解物质生产与社会文化意义的关系、物的消费和流动网络以及物质与情感的关系等进行了精辟的归纳和阐释，这一视角为商品的消费研究和传统的空间研究都提供了新的重要路径。通过物质系统和物质文化的细致分析，它整合了物质与非物质、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生活、消费与情感，以及身体、空间，地方与全球流动等的多重尺度和多种互动辩证关系。以下将从物质及其品牌的地方生产和跨地方流动、物质消费文化与地方不平等以及从物质消费中的身体实践等方面对新文化地理视角下关注的消费研究议题和方向进行回顾和讨论。
消费品及其品牌研究是近年来地理学“物质转向”下关注的新领域，近三十年来，迅速发展的消费地理研究早已“超出对零售与超级市场的位置的分析”，转向对场所、商品链、空间和地点的消费实践的探究[46]，对于物品和消费的关注正是在这种全球化、尺度化、实践性和流动性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
物质被生产为产品/商品和品牌，进而产生消费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重要的时空过程，因为它常涉及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空间及地方尺度下的连接和流动。从地理学的视角，Watts[47]和Smith等人[48]指旨出产品或商品发展的生命周期必然卷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产品或商品的不同形式的价值和意义得以积淀，由于商品的这种时空属性，因此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和成本意义上的产品，而是本质上包含了时空和文化意义的地理物质客体。Holt认为商品品牌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商品展开其不同地理空间和地理联系的方式[49]。Pike也以英国的New Castle Brown Ale啤酒为例，说明英国东北部特定历史帮助建立了啤酒和城市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物质和符号上的强联系，形成了商品品牌的独特性[50]。
物质消费品及品牌往往有着较强的地方属性，营销学以往研究了品牌资产与其代表的地理原产地的关系，指出原产国形象和原产地效应是重要的品牌内在组成[51]，品牌标识往往直接(如：美国航空公司)或间接(如：服装品牌Zara)的蕴含着品牌的原产地及原产地形象[50]；人们对国家的刻板印象也会影响人们对商品的感知。例如，“美国制造”是代表个人自由的象征；Hermes围巾和博若莱葡萄酒代表着法国艺术；BMW和奔驰车则与德国的效率和可靠相联系；人们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好[52]，很多中国父母认为国外的奶粉相对于国内的产品而言更加安全可靠。可以看到，在已有的商品研究中，地理联结对于商品及其品牌建构和消费者认知有着重要影响，与地理相关的特征创造和强化了产品的“偏见”，使消费者能简单、迅速、有力地定位其产品品牌[53]。
文化地理研究者认为营销学指出了物质产品生产和品牌建构中的地方属性—原产国效应，但尽管如此，营销学对于品牌和地理关系的解释主要是在“国家”的尺度上，其反映的产品的地理联系空间层级和尺度并不明显。物质产品生产的地方，事实上涉及城市、省份、区域、国家等多重空间维度，这些都需要更清晰的地方嵌入分析[54]。比如Kapferer指出许多地方品牌并没有解释清楚其“本地的”意义；而一些“后全球品牌”(post-global brand)虽然被称为区域性的，但其实其市场是跨国尺度的[55]。产品的地理关联包含了更多微妙的空间和地方属性，后者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说明产品的空间属性是依情况而定的，尤其是在产品和品牌跨地方流动的背景下，其空间和地方意义需要更加细致的空间历史分析。
因此，社会文化地理学者强调对物质产品的社会生活和商品历史的历时态民族志研究[56]，也有学者采用商品传记(commodity biographies)的方法[57]，解释产品和品牌的社会空间发展历史，包括全球化消费语境下的跨地方流动。商品在流动过程中的地方嵌入对其发展影响十分重要。如钱丽芸等对江苏宜兴紫砂的地理品牌研究证明了品牌和地方性之间的地理关系，正是由于宜兴紫砂从自然、历史和文化各个维度保持了与地方的强有力联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品牌[58]。不少国内文化地理学者近年来还从商品品牌跨地方流动和全球化扩张的视角也说明了其扩展过程其实就是不同尺度地方的重新组合。刘博等通过研究国际快时尚服装品牌zara的跨地方升级和空间发展史，分析了品牌跨国升级的文化与空间机制[59]。曾国军、孙树芝等基于广州案例对全球化和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生产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不同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理论框架[60]；同时他们以广州哈根达斯冰淇淋为例，探讨了文化地理因素在跨地方品牌重塑中的作用，其中原产地形象和在地消费文化都正向影响品牌知名度和产品认知[61]。谢晓如等基于人们对被赋予了文化标签的广州方所书店的感知和认同的分析，发现当空间被赋予了更丰富和多元的意义时，消费空间更具有想象，从而形成独特的品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62]。此外，王敏等学者对于广州从化乡村品牌建构的研究体现了如何在互联网发展前提下，充分挖掘地方意义，构建地方品牌，推动乡村发展[63]。
物质产品品牌(化)过程积累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的历史，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地理空间流动和社会文化积累的现象。全球化背景下，地理联系和地方想象在物质产品中的意识并非削弱，反而加强了。即使是全球化的产品品牌(global brand)，也往往有其原产国的地理印记[50]。尽管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品牌是“无地方的工具……它们可以超越国界和组织，自由流动”[64]；但批判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的同质化产品将地方和空间正变成统一化的商品景观[65]；他指出与同质化的全球商品相反，基于地方性特征的产品则需要强调不同商品生产的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语境。产品/商品在流动中跨越不同时空，交流了不同时空下的价值和意义，丰富了人们对异质化和多元化的地方和空间的认知。这一视角尤其关注“地方生产制造的意义”(manufacturing meaning)，强调生产的特定历史地理文化语境(比如：北欧的运动品牌强调其品牌的起源是人们在北欧的地理环境下在秋天收割时穿着的服装)[66]，以及地理知识在全球同质化和标准化的商品和空间下的再魅化品牌的重要作用[13]。借用波兰尼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67]，全球化与地方化因而可以分别理解为脱嵌与反脱嵌的两种力量，来解释全球化过程中的过滤性、选择性和分化性，以揭示消费全球化中的不均衡情况和社会文化后果，以及文化混合化的结构性机制。现代市场往往以更具效率的方式提供更具效率的产品成为一种脱嵌和同质化(标准化)的力量；而社会—文化则是一种反脱嵌的力量，它使得脱嵌产品并不能完全取代本地产品和传统生活方式，而只能以要素的方式整合到本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去，从而在嵌到本地社会的情境之中[68]。
可见，更为复杂的关于生产的地理以及物质产品消费中的本地化情境的重要性，说明全球化并非单一线性的过程，本地化与全球化互为构成，是一个双向流动和影响的过程。当前社会文化地理学者讨论的“全球—本地”语境下的物质生产、品牌建构、商品流动与地方嵌入等对研究全球化和地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同时也可以从新社会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大大扩充消费研究范围和路径，全球化流动背景下的物质产品及其品牌的地方生产与跨地方流动及消费可以形成很好的研究线 物质消费中的文化政治与地方不平等
消费除了包含物质系统和地方语境，其本质亦是一种文化。以物为载体研究消费，同样需要进一步思考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多重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地理学的批判视角从文化政治角度切入，指出文化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是由表征的不同实践组成的，文化是一个跟权力密切相关的概念[69-71]。Stuart Hall也认为文化实践活动中充满不平等的意义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的形象表述使事物的意义逐渐复杂化[72]。以往文化地理学者主要从消费空间生产、实践、意义包括空间的批判等角度对消费活动和实践进行诸多研究。如林耿等援用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从三元维度分析城市酒吧消费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并解释流动消费空间的形成和意义[43]；叶超从空间正义的角度对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演化机制进行了批判的分析等[73]。蔡晓梅等通过对白天鹅酒店空间研究，指出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权力生产空间、对象以及空间内相互交互的关系网络[74]。
与以往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建构的重要维度相似[75，76]，物质消费文化中同样蕴含着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的建构，也隐含着不同尺度的权力博弈和斗争。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已完成的历史进程，全球化的贸易联系早在18、19世纪就已开始，全球化代表的更多是在当下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之下的“修辞手段”(rhetorical device)和斗争场域(site of struggle)[77]。Jackson等以印度为例，对全球化和地方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辩论，通过调查英国学生对孟买服装和饮食消费(如印度风格的pizza、印度人着装的西方化等)以及他们的亲戚在伦敦消费的对比，他们发现伦敦印度人的风格着装更传统，而孟买的印度人着装则更现代[78]。这一有趣的现象说明不同地区(伦敦和孟买)事实上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重现代化(multiple modemities)过程，而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与“东方传统”的简单划分和对比，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的本土化意义(local modernity)在消费实践中十分重要[78]。
消费一直被认为并非是简单的购买行为[49]。日常生活中被路径化了的消费行为不仅仅包括“看得见”的行为还包括“看不见”的行为[80]，也就是说人们如何通过“看得见”的物品消费“看不见”的社会生活，以及构建某种社会空间与文化政治。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外国消费品(如软饮料全球品牌可口可乐)的进入，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观察到混合化、本地化和对全球文化的文化抵抗[81]。“消费民族主义”(consumer nationalism)在媒体话语的推动下成为中国消费语境的重要线]。在这一话语下，外国消费品被视为一种文化入侵(invasion)[83]，而本地政府官员和生产商则试图在“民族主义”话语下促销本地产品。如一些化妆品和快餐品牌将复兴文化传统作为其商业策略。如上海荣华炸鸡公司宣传其产品跟肯德基相比，用21种中国草本调料腌制，因此更加符合“本地口味”，同时也更健康[82]；一些美容美发品牌则声称更懂“东方女性/亚洲女性”的独特性；通过建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对国际产品“入侵”中国进行抵抗。当然，国际品牌公司也并不示弱，如法国欧莱雅化妆品公司选择雇佣中国明星巩俐作为其中国市场代言人，以显示欧莱雅也可以代表中国女性的优雅和美丽。饮食产品也是如此，一方面，在流动性的背景下，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84]越来越普遍，文化帝国主义[85]和麦当劳化[86]带来了“全球味道(global 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 cuisine)”[87，89]，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则注重将自己的饮食消费与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联系在一起，比如跨国移用怀旧(nostalgic)饮食修复其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90]，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91]。
物质产品消费实践因而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张力：它既是领地化有边界的、又是去领地化去边界的；既是稳定的，又是流动的；既是限制的，又是无限制的[53，92]。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生产的权力博弈从地方扩大到了国家、世界以及跨境的领域。不同产品/商品(包括品牌)进入市场过程中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过程因而值得关注，比如以商品品牌为基础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抵抗现象。英国服装Burberry为降低成本将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英国本土民众对此游行反对，提出要保持“Burberry的英国化”skeep Burberry British)的口号[93]；Swatch手表的本地消费者反对Swatch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瑞士以外的地方，以保持“领地”品牌的线]；Cook和Harrison则分析了加勒比食品进入不了英国主流市场的原因，说明隐蔽的欧洲殖民话语(比如关于现代性和进步)对历史、地理和身份的严格划分如何影响他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接受问题[13]。这些社会运动，尤其是里面关于“多元化、抵抗、模糊、尺度跳跃、跨越边界”等的辩论说明了消费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82]，它包括多重利益主体在物质消费、商品流动和全球扩张中的作用和力量博弈。
正是由于物质商品在不同地理空间流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现象，文化地理学者因此主张通过“跟踪商品轨迹”(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空间下的商品价值意义的循环和变化，同时体现多个利益主体在其价值建构中的作用。商品的品牌化过程涉及更大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包括知识、人、地方、经济文化政策、社会运动、民族国家、跨国机构和政治组织等[95]。通过跟踪商品链可以体现商品及消费背后的不平衡地方发展、文化和自然的关系以及文化政治。比如，Sack提出大众消费已成为最重要的影响自然、社会和知识环境的地理改变因素[96]。Peter和Thrift指出西方消费者的口味正引领全世界的食品生产，他们对食物偏好的转向，如方便食品、健康食品、生态食品等深刻影响着其他国家如巴西、泰国等地的土地种植和食品生产[79]。Cook通过木瓜的流动网络观察到了牙买加农场劳工所需承受的人性和非人性化劳动条件，以及其他商品链[38]；而Gregson等则关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废弃轮船转变为孟加拉中产家庭家具的过程，重新挖掘了物质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和短暂性[97]。可见，跟踪物质的商品链将生产者、消费者、中间商等连接到一起，同时也包含了“多重(本)地方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空间过程以及商品链分析和多地方民族志等的研究方法[38]，这些新兴话题值得引起新文化地理、消费地理包括政治地理交叉研究学者的关注。
最后，消费文化和文化政治在微观层面(消费者)的体现同样值得重视，物质消费体现和建构着个人的身份(文化、阶层等)认同，也与最小尺度单位的人的身体相关。布迪厄通过引入“惯习”、“趣味”、“生活风格”和“文化资本”等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98]；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说明休闲阶层的消费并不仅是为了经济上的理性实用，而是为了体现其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99，100]。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等学者则从身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陶东风指出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就是身体文化[101]。福柯的《规训和惩罚》中提出世间的权力都离不开身体，身体是各种社会权利追逐的对象，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是刺激欲望和消费的重要载体[102]。消费对女性身份的个性化身份建构有重要作用，而这种身份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男性权利的凝视下不自觉形成的[103]。身体特征其实是主流文化定义某种群体为“他者”的依据，那些不符合主流文化特征的“他者”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群体[104]。因而，在物质消费文化中，个人的身体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商品中性感的、性别女权主义(gender feminism)的、富丽堂皇的、与富裕相关联的形象和话语塑造了一种全球化的消费欲望和想象，不断刺激和塑造着消费者的消费渴望[24]。
身体和身体实践近年来在社会文化地理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身体是社会空间关系、表征、认同的重要节点[105]，也是与人们最亲密的地理环境[106]，在女性主义地理学者看来，身体是识别性别的关键，也是抵抗的场所[107]。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一直比较关注食物、时装、音乐等日常消费品，这些物质的东西能够更好地认识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从而自下而上进行研究[108]。同时，食物和时装消费由于都与身体有关，代表着较强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体验和身份认同，Jackson认为我们若要认识物质性，即是要减少对于物质背后表征的思想和话语的思考而回到身体和消费者主体感受本身，这回应了人文地理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对消费中人的生态的身体和具身化的强调[109]。例如Probyn提出要从人的生理器官层面来研究食物和吃。味道的器官层面感受是客观的身体感觉和经历，这些和物质世界是相联系的[98]。物质的感觉和非物质的体验，互相交融地影响人们对食物味道的感受。此外，服装更被认为是连接人身体内外的一个重要空间维度，Lang认为衣服将人的内在欲望显现于外，类似于一种嗅觉的能力，“我通过衣服来‘嗅’到你，通过皮肤来感受你”[110]。许多知名服装设计师往往不仅将衣服看成单独的存在，而是将其作为人的第一个外部空间和环境来进行表达，如设计师Hussein Chalayan所指出的，“空间是视野的核心：衣服是围绕身体的亲密区域，建筑是围绕身体的更大区域”[111，112]。因此，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不是与身体相关，就是与环境相关。衣服将身体的内在表达展现于外，同时衣服就像建筑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建筑是外部更大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就像一个流动的空间，在空间里以不同的尺度和比例互为彼此的一部分。
从身体的视角展开物质(性)、物质消费与人以及社会的关系研究因而是一个微观的可操作的方法。人的身体是社会—自然或社会—生态混合的实体，身体的生态—物质性(本能)会对人的行为决策起作用104]。许多消费话语都是围绕身体展开，它是人的外部空间的最小尺度，也是连接自身与外部环境的重要载体。多重空间尺度在消费中的体现和影响能更好地反映人们的消费选择。此外，关注消费话语对身体的塑造和诱导也是重要的话题，尤其随着消费从大规模的、流水线的工业化福特主义模式转向更加灵活、强调消费者中心、非大众生产和审美消费的后福特主义模式[113-115]，物质的身体化与技术化的实践是回应消费主流话语和建构个体社会意义的重要中介。物质消费下的身体实践因而可以成为地理学视角下消费微观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消费包含着多重的空间隐喻：从中心边缘到边界和跨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以及可见和不可见的地理学[98]。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实践。近年来新社会文化地理学提出“重返物质”的口号，对消费的研究不仅局限在消费行为和不同类型的消费场所上，而是开始关注物质商品生产及其品牌建构、消费市场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将不同空间、地方与复杂的商品链相连接的物质化过程，同时也关注微观视角和更小尺度的身体实践与物质(品)消费的关系。可以看到，物质地理无论从理论、视角和方法上都为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消费研究提供了新的话题内容和路径。从“使用物质—跟踪物质—感受物质”的线索出发，研究“行为—主体—物质”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利于对物、地方、环境、社会和人的系统全面分析(如图1所示)，对传统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加入“物”的维度将大大扩展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阈与范围。
同时，物质地理视角下的消费实践研究也回应和继承了新社会文化地理关注“全球—地方”问题的传统以及对消费商品流动过程中的空间文化政治和地方不平等等议题的批判视角。地方对于全球化的响应并非消极面对(如全球本地化与草根全球化)，基于地方性的物质产品及其品牌生产以及在地消费文化日益重要。人文地理学关注产品的物质性、地方性(产地)，以及生产—消费—流动网络，从物质流动的角度追踪商品发展及其品牌化的过程，可以更好地解释全球—地方关系以及基于地方的特色产品和品牌的塑造，同时在“全球”、“地方”、“跨地方”的不同尺度和流动视角下重新审视消费的话题。此外，通过跟踪物质产品生产和流动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产品的地理空间差异和不平等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许多发达国家品牌从不平等的空间发展中受益，比如最佳全球品牌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消费偏好(比如食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也影响着后者自然、社会和知识环境的地理改变。
总之，物质产品及消费中的地方嵌入与跨地方流动、身体实践与文化政治是值得开拓的议题，这一方面延续了新文化地理学的一系列批判理论的视角，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另一方面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视角解释消费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以及背后反映的不平衡地理的发展。因此，在西方新文化地理学者倡导“重返物质”的背景下，从地理学视角重新审视消费及其与全球—地方、物质生产、空间实践、自然、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的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当下以全球化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②英文文献中对应“物”的词主要有：things，objects，stuff，materials等。Material和stuff主要是指未成品的物质材料和更为广义的“物”，而things和objects(复数形式)则常指稳定和已生产好的成品或物品，类似于products，即产品的含义(objects还隐含有物质客体的抽象含义)。物质地理对应的英文词是material geographies，包含更为广义的物质系统和物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