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时年仅20多岁的农村大队长，带着数百个村民，钢钎凿、风钻敲，前后历经30余年，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
当地人管它叫“大发渠”。村民们以最朴实而又最隆重的口头命名方式，感谢他们的带头人——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黄大发居住的地方以前叫草王坝，海拔1250米，山高岩陡，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走，根本留不下来。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必须来回走两个小时，争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连“牛脚窝水”村民都要收集起来。
村民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脸洗脚，第三遍喂猪喂牛。县里的干部来草王坝考察，村民递过来的水杯里，满是浑黄。
因为缺水，当地只能种一些耐旱的苞谷。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后就成了当地人餐桌上的主食。这种“苞沙饭”难以下咽，在喉咙上直打转转。
对于贫穷，黄大发比别人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几岁时，母亲就去世；父亲抽大烟，败光了家中房屋和田地后撒手人寰。13岁，黄大发便成了孤儿，滚草窝，吃百家饭长大。
“穷就穷在水上，一定要想法通上水，让大家吃上米饭。”1958年当选草王坝大队大队长那年，黄大发下了决心。
草王坝村几面大山的背后是螺丝水河。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当地公社牵头，草王坝大队、健康大队、胜利大队共同开建“红旗大沟”，想引来这稳定的水源。黄大发任指挥长。
当时，修这条水渠，中间必须打通一条长116米的隧道，公社认为技术难度太大，黄大发就带着群众自己干。
黄大发先用农村土办法确定水平线：竖起竹竿测量，人眼两边“校瞄”。洞口越打越深的时候，黄大发用耳朵贴着山听，指挥群众往声音一致的方向打，耳朵都磨起了老茧。最终，隧道打通了。
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用黄泥巴敷成的渠壁难经风雨，水渠修修补补十几年，没法再用，在上世纪70年代被废弃。
“刚修渠的时候我才几岁，十几年里父亲经常不在家里，都和大家在工地上。修渠失败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那时候父亲经常在家里发呆，我知道他很伤心。”黄大发的二儿子黄彬权说。
1976年，遵义县水电局干部黄著文来到草王坝，住在黄大发家里。“小个子、有干劲，满手的茧握手扎着疼。”这是黄大发给黄著文的最初印象。彻夜长谈中，黄大发再次表明了修渠的决心。
再次见到黄大发，是1990年腊月，那天下着大雪，已经成为遵义县水电局副局长的黄著文晚上回家，看到了来访的黄大发。“10多年了，但一眼还是认出了他。他穿着破解放鞋，没有袜子，脚趾露在外，一身单衣冻得发抖。”
“我走了两天到县里，就是要找你。我要修螺丝河工程，想请你帮助立项。”“我是村支书，有责任修通水渠，解决村里人畜饮水，不然贫困老是改变不了。”“我要实现通水愿望，这一次，拼了命也要干。”……
按照当时的政策，修建这样的工程，国家补助材料、匹配一定资金，村民要投工投劳，须自筹部分资金。算下来，全村900多人，要凑1.3万元。
修建水渠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当晚，有的村民就外出借钱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路上满是赶着牲口，背着鸡蛋、黄豆、蜂蜜的村民，他们要到附近集市卖了换钱。
也有村民反对。以前那条半途而废的水渠是村民心头的伤疤，有的村民说：“修得通，我手掌心煮饭吃。”黄大发回答：“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妻子徐开美劝他，晚几年，等大家经济条件好点再修。黄大发说：“修渠这事等不得，再难也要上。水不通，大家经济怎么好得了？”
每20米水渠被确定为一个桩号，每个桩号按照施工难易程度确定不同数量的人工，每个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确定要投劳的人工……
“干部干，群众看。”黄大发说。从材料运输到实地施工，年近6旬的黄大发总是冲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炸材，是他来回步行36公里到乡镇背回来的。筑渠需要的水泥，也是他亲自到县城“押运”回来的。有一次运水泥车行至半路突遇暴雨陷入泥潭，黄大发担心水泥包上睡了一夜。
修建水渠要经过3座大山、大小9个悬崖、10多处峻岭，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最为险要，要从悬崖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才能通过。
在修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崖壁无法测量，专业施工人员都不敢下去。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像半空中飘飞的鹰。
吊到悬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这时候，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放了心。
有几次，黄大发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修一个隧道时，炮响之后黄大发第一个进洞打钢钎。钢钎拔出来才发现，上面的黄泥赫然粘着一根未引爆的雷管。刚开始，装药炸山，由于缺乏经验，黄大发还没走出“雷区”，村民就开始放炮，黄大发情急之下趴在地上，用背篼罩头躲过危险。从此之后，工地上多了一条“安全规则”：炸药发放后以吹哨为令，第一声准备，第二声警告，第三声点炮……
从开工修建主渠，到所有支渠完成，总共花了约3年时间。黄大发说，这么长时间的持续施工、拧成一股绳的关键是“党员带起头，大家一起干”。
如今，参与修渠的村民回忆当年的场景仍激动不已。72岁的徐开诚说，每天6点刚过，200多名村民背着钢钎、二锤，带着苞谷干粮出发，下午6点放工回家。水泥和沙都要靠人背马驮。冬天，是农闲挖渠的好时节，大家刨开积雪，一寸一寸凿，一尺一尺敲。中午，大家围在一起，找几把干柴点燃取暖，烤土豆当午饭。为了早一天通水，有些群众甚至晚上就睡在渠上。
修渠期间，黄大发的女儿和孙子相继因病去世。有一年年关将近，黄大发把家里的猪卖掉得了100多元钱，徐开美以为是给女儿买药的钱，结果黄大发拿去垫钱买了修渠炸药。
从来没见过黄大发流泪的村民发现，老支书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了。这眼泪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1995年，一条跨3个村、10余个村民组，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水渠终于完工。群众以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夜晚，平时寂静漆黑的山村被点燃，山坡上、土地里灯光闪耀，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村民们在黄牛头上、自己脑门上套上灯，彻夜挖土、筑田、放水……
村民徐国树家“坡改梯”后有了4亩梯田，全部种上了水稻。1996年，亩产达到1000多斤。他一直记得打出米那天，家里煮了满满一大锅、足足5斤多米饭。从米下锅起，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围着灶台坐着，等着，笑着。揭开盖的那一刻，一股从没有过的清香，扎扎实实地钻入鼻子，直入胃里，沁入心里……
村里的稻田从240亩增加到720亩，每年收稻谷80万斤，村民从此吃饭不愁。还有村民种上了高粱，收获后卖给附近茅台酒厂，带来了更多收入。
接下来是修路。团结村通往外界只有一条泥巴小道，要趟过两条河，翻过一处悬崖。一发大水，村庄即成孤岛，1990年至1995年，有5个村民涉水溺亡。
1995年春节刚过，黄大发只身前往遵义县，向有关部门申请修建通村公路。政府补助的资金用于购买炸药等，村民在黄大发带领下投工投劳。
1996年，村里通电工程启动。黄大发带头拿出100元，村民再次凑钱1万元。为节约电杆钱，每2户村民“承包”一根电杆，上山砍树；一圈上百斤重的电线，村民挽在肩头往前拉……草王坝村，终于亮起了电灯。
村民夏时江，购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97年7月1日，黄大发和100多名村民一起，在夏时江家收看了香港回归庆典，大伙儿鼓掌把手心都拍红了。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鸡鸭鱼，不管家中事。这位82岁的老支书把一辈子的时间都交给了村里工作，把所有的心力和精神都放在“领着大伙儿干”上，将乡亲们带上致富路。
村民徐国树家养了9年的山羊，现在有60只，去年卖羊收入2万多元。他说“有了水，才养羊；有了羊，才有钱”，靠着养羊收入，他把2个子女培养成大学生。
脱贫的热情涌动在草王坝的家家户户。新扩并的团结村还有许多贫困家庭，去年，老支书黄大发参加政府的脱贫攻坚考察，认定了辣椒和柚子产业。经过论证，当地政府决定将之作为脱贫攻坚重点产业进行推广。
黄大发到村民家里做动员工作，让两大产业顺利落地。“他有这样的号召力，我们相信他。”村民黄兵旺说。
2015年，遵义有关领导了解到，这位80岁的老支书有个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去省城看一看，于是决定满足他这个心愿。
时任平正乡办公室主任的徐飞回忆，那天，他们来到村里，发现黄大发和老伴已经穿戴整齐在村口等着了。到了贵阳，老支书既没有提出到风景名胜去逛逛，也没有要求去商场转转，而是提出去贵州省委看看。
站在省委大门口，黄大发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石碑，一言不发地站立着……
陪同人员问：到别处看看吧？黄大发把头一摇：“党组织信任我，把草王坝村交给了我，现在，渠通了、电通了、路也通了，我交上答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