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1年初，马可·波罗从泉州启程，结束在中国16年的生活。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他卷入与热那亚的战争，在被俘入狱期间写了那部游记；1575年，曾到过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达报告说，“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China)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Cathay)”。
“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经历了200多年。”张国刚说，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东方之前的200多年，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于今是非常时期，福州鹿森书店在线上“聚拢”了不少书友，一起“用方言诵读诗词”，了解福州传统习俗中的“送瘟神”，或与名家“面对面”，聆听新知……4月3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在鹿森书店线上讲座发声，带来“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读《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的主题分享，为当下的现实关怀提供历史的思考。
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远至欧陆，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占得先机？
张国刚给出两个层面的解答：从地缘政治来讲，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而中亚、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木儿与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遂使得马可·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客观上也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从而发现新世界。
此前，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知识，基本依据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地理学》中的引述，认为只有取道陆路才能到达丝国(中国)。而马可·波罗则表明，亚洲大陆的东部并非封闭的水域，而是海岸的边缘。他本人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欧洲的，途中还在东南亚地区逗留数月。
就内在动因而言，这与欧洲信奉的“保教权”密切相关。所谓“保教权”，是指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成为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根据”。
葡萄牙是西欧小国，却在大航海时代率先闯进亚洲。一大原因是，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便可到达印度，获得黄金与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则受哥伦布影响，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相继发现，葡、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于1494年签署《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以“保教权”为借口，一个往东，一个向西，开疆殖民。
这群被明人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殖民者，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定居点。葡人初来广州挑衅，即被明朝官军痛击。如此这般，何以让他们还有空可钻？《明史·佛郎机传》透露一个秘密，原来“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地方官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用外贸物品的“抽分”(按比例向进口货物征税)来获取的，“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
就这样，在葡人对东亚贸易的向往、对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员“特殊”政策的混杂作用下，葡萄牙很快便形成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网络，这可是当时最长的国际贸易航线，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缺口，利玛窦等人无不是从这里进入中国内地的。
丝绸之路的形成，离不开东西方各自世界观念的最初萌发。以往就中国的“天下观”这一话题，国人谈得较多，或单提“西学东渐”如何怎样。殊不知，“东”与“西”观念的逐渐形成，源于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观彼此塑造着对方的形象。这种互动，在近代前夜的传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最早向欧洲介绍了汉字，说汉字很像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初来广东，一踏上中国大陆，碰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如何向中国人讲清楚“God”这一人格神，该用汉语中哪个术语表达，而不至于走样？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出了一本书名《字汇》的字典，首创汉字按笔画多少排列部首和单字检字法，用起来十分方便。据朱彝尊《曝书亭集》记载，在明末清初，《字汇》是一部很通行的字典。荷兰人号称17世纪“海上马车夫”，在东方做生意时，获得这样一部书并不难。在今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库中，有一部《字汇》还保存完好，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1657年—1713年)王家图书馆藏品。腓特烈本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热衷发展东方贸易，并通过荷兰人弄来一批中文图书，其中就包括《字汇》。
勃兰登堡选帝侯中文图书馆馆长门泽尔，曾借助这部《字汇》编纂出版过一本“中文—拉丁文小词典”(《拉汉字萃》，又作《拉汉字汇手册》，1685年出版，距《字汇》初版70年)，还利用《字汇》等文献，找到了关于伏羲和女媧的记述，并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相比附。
《字汇》释“媧”：“女媧，《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或云伏羲之妹。又云：女媧始制笙簧。”释“咼”：“咼，苦乖切，快平声。口戾不正也。”门泽尔由此判定，女媧是伏羲的妹妹，与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耶稣会士都说伏羲就是亚当，那么女媧自然就是夏娃。
门泽尔又仔细解读“媧”字的结构，居然从中找到了夏娃偷吃禁果的信息：“咼”的意思是“咬”(口戾不正也)，正是一个人吃树上之物的动作。再配合“女”字，可知这个女人是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来到这树下，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这个女人不是夏娃又能是谁？
与从“媧”字发现亚当、夏娃的原罪类似，“耶稣会士和早期欧洲汉学家，把在汉字中寻找基督教含义的工作，当作一项严肃事业去做，认为汉字是上帝所造初民语言的遗存，包含丰富的圣迹”。张国刚点评道：总之，他们研究汉字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揭示出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记忆，证明中国人是诺亚子孙最接近的传人。
传教士们苦苦寻找中文古书中以隐喻方式包含的基督教信息，最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拆解汉字。如，从“船”字读出诺亚大洪水的故事：诺亚一家八口，制造方舟，逃避大洪水。中文的“船”字，不就是由“八”“口”“舟”组成的吗？又如，从“婪”字发现夏娃的原罪：树林里一个女人，偷吃苹果，因为贪婪而犯罪。
释道儒三家文献中，均出现过“天主”一词，利玛窦最早用它来指称“God”。“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虽然认为中国是个异教徒之邦，但又坚持基督教的普适性理想，故而试图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并自认为找到了中欧之间的‘同’。”张国刚认为，这种认识实则忽略了文化的现实差异。
“说中国历史始于基督诞生之前3000年，其实是传教士最早提出来的。”张国刚提到早在17世纪，西方人就曾为中国历史纪年而激烈争论。
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中文名“卫匡国”，于1643年经里斯本来到澳门，1661年病逝葬于杭州。卫匡国曾随南明政府南撤，并赴欧洲求助。他于1658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说中国的历史开端在诺亚大洪水之前的2952年。
当时欧洲的主流观点认为，诺亚大洪水以来的世界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就是说，基督诞生之前上溯到诺亚大洪水，新人类历史有2400多年。无疑，卫匡国的观点在欧洲炸开了锅。历经宗教改革狂飙的天主教内部，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历史到底有多长，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还涉及《圣经》构建的人类起源故事的真实性。它不再是一个文化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与信仰问题。
这种担忧变成现实，启蒙旗手伏尔泰捡到了“炮弹”。1738年至1770年，他在多处论及中国历史，坚称世界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并嘲讽道：诺亚大洪水不过是犹太人的地方叙事，却谎称是人类的普遍事件。
“伏尔泰捍卫中国历史纪年的激情，源于他自身的理性诉求。”张国刚认为，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首先不可简单地以好和坏、美和丑这样的对立概念表达。无论在哪个时期，作何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自己对异质文化有怎样的需求。
甲骨文出土之前，西方学界普遍否定商朝的存在。商朝被确凿考古材料证实后，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仍对夏朝的历史持怀疑态度，主编夏含夷曾大动肝火，指责中国“把历史记载推溯至公元前3000年，从而使中国与埃及平起平坐”。
把300多年前的争论与当今作番比较，张国刚发现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热衷于从政治上解读异域文明，是西方某些人至今没有改变的态度，“打量中国的眼光，依然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
当晚的讲座，重点只涉及“丝路沧桑三千年”一大时间节点。而有读者评价，相较一些优秀的“中外交通史”或“丝绸之路史”，《胡天汉月映西洋》这本书许多内容介绍的是“常识”，但后几章带有“批判与反思”意味，应该更能针对多数年轻人的知识盲点，立论也算较为中正，“神圣的边界”“想象的异邦”等章尤为出彩。
“通过比较而认识自己，这恐怕是人类思维中的固有习性。在此基础上发生种种从自身需求出发的文化误读，也成为文化发展过程中很难消除的现象。”回应写作的意图，张国刚一大希望是：能在我们的思维中多一些批判与反思的意识，无论是对于我们自身，还是对于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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