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想法，孰轻孰重？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事实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至少在经常被诟病的“立场先行”中得到了描述，也得到了承认。然而，在具体的言行中做到尊重事实、信仰证据，绝非是一件易事。既需要勇气，也需要真诚。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思虑20世纪》等。
的区分来表明，真诚地说出真相、道明实情，会比找出“更高的真理”继而遵从于它更值得向往。即便在很大程度上“真诚是丑陋的、繁复的，而更高的真理则看上去是纯洁而美丽的”。在他看来，事实胜于立场、想法，同样也胜于真理。
托尼·朱特有两个不同的知识者身份：“历史学家”和“公共批评者”。同时，它们背后还有另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学者”。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尼·朱特，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闻名于世，其著作《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同时，作为一位公共批判者，他谈知识分子的“介入”和道德责任，更以公共写作理性地践行着这种“介入”，使体面的智识生活、温和的而有成效的真理观得以可能。
《事实改变之后》，作者：托尼·朱特 ，编者：珍妮弗·霍曼斯，译者：陶小路，版本：三辉·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月
，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在他离世后整理；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文章所涉领域几乎涵盖朱特一直以来思考和关心的大部分议题：从大屠杀到以色列，从法国知识分子到美国公共事务，从“经济时代”的崩溃到“新的不安全时代”的降临……其中不乏对同行的犀利批评
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然后遵从于它。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
霍曼斯说，“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这两重身份也着实贴合朱特在这本书里给人留下的印象：严谨追寻具体的事实真相，同时也不丧失对良善生活的向往。
，“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在朱特看来，面对事件的发展和事实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应的想法和立场，才是对自己和对历史的诚实。他甚至据此批评过他曾经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位写出过“年代三
《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译者：贾士蘅等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8月。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最重要的代表作，全面展现从1789年到1991年两百多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巨变进程。
的区分来表明，真诚地说出真相、道明实情，会比找出“更高的真理”继而遵从于它更值得向往。即便在很大程度上“真诚是丑陋的、繁复的，而更高的真理则看上去是纯洁而美丽的”。但在他看来，“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也至少应该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作者：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译者：苏光恩，版本：三辉·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2月
“一本托尼·朱特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精心打磨的思想对谈。朱特和斯奈德带我们重访被遗忘的观念，仔细检视时髦思潮，共同呈现一部20世纪思想史。”
所以我肯定不认为自己是勇敢的。我只是认为自己——如果脸皮略厚一点儿的话——比我所认识的其他一些人更为诚实和坦率。
“1968年，当时的我是霍布斯鲍姆课上的一名学生，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佩”，文集首篇文章“每况愈下”（为《极端的年代：1914-1991》撰写的书评，首发于1995年5月《纽约书评》）中，朱特毫不吝啬表达了对霍布斯鲍姆此前“年代三部曲”的赞美，却也不留情面地指出，霍布斯鲍姆在第四部探讨和解释20世纪的历史时，并没有正视世界已然发生的改变，借此重新审视那些业已根深蒂固的观念，“尤其是左与右，法西斯与，进步和反动这一组组分类似乎牢牢树立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自从30年代他第一次知道这些分类以后，它们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就没有过什么变化。”
“因为20世纪的主要事件和冲突发生在霍布斯鲍姆的有生之年，所以他在这些事件和冲突逐一发生时看待它们的眼光并无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朱特对此抱有同情地理解——霍布斯鲍姆此前一直回避1914年以后的历史研究，因为表示同这段历史时间相隔太近很难保证不带偏见——但也随即指出，“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尤其是他在书中对华沙起义、“大清洗”等问题的描述，显现出他因为对自身身份和信仰的过于执着而导致的“往轻了说”，“对历史的不诚实”。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朱特那样：只服膺于证据、事实，不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愚蠢、错谬、无知，乐于修正自己的观点、立场，永远不让自己在智识上安于舒适境地。他的勇气、良知、清醒、睿智、对事实的尊重，锐利的思考和写作感染我，说服了我。
，无论它多么难以置信，多么不受争端各方的欢迎，对中东来说它如今是最为现实的前景。这一论断是由我的绝望与期望共同驱使的，它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对之充满了愤怒与误解……”
而六年过去，当巴以局势持续恶化，“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朱特则又一次试图回应“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因此他给这篇文章起名为“还要做什么”。这篇写于2009年夏天的文章一直没有最终完成并发表，但霍曼斯此次却把它收入文集。
在她看来，即便朱特并没有将这篇文章打磨到他满意的水平，但霍曼斯却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它是朱特坚持不懈怠地去检视自身并调整立场的勇气，严谨地关注细节，不断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即使是曾经坚守的原则也要考虑到事实的变化，从而相应“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这亦是托尼·朱特一直怀有的“真诚之心”。
我觉得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我似乎越来越迫切地投身于一场美国的对话：在一个自我审查和整齐划一的时刻，主张我们可以公开地、不受限制地讨论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享有媒体话语权和高校工作保障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的多事之秋肩负着一项独特的责任。在那些年里，我能够大胆直言而不会对我的事业造成多大影响。这在我看来差不多就是责任的定义，至少在我自身的情形中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