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是人在叛逆的时候，外在给你的自由是少的，比较现在，也可能是多的。但是这个比较就变成特别有有意思，因为虽然我们说我们的自由是比较多，可是我感觉不多的。
编者按：7月21日，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学者刘瑜、周濂与导演许鞍华、编剧李樯等人共同探讨“一切都是自由的”。以“十一”将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为例，讨论民国才女萧红带给现代社会的启示。以下是许鞍华观点：
我今天看《新京报》上面说要重读哈耶克，我不太懂哲学。不过，自由这个词在他来看不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东西，而是跟政府之间的协定，这个公共范围给你多少个人自由，是一个公民跟国家的协定。这个说法我以前没听过，但是听起来挺好的。因为变成了如果我们讲萧红这个故事，在现代意义上又怎么讲呢？
有可能是人在叛逆的时候，外在给你的自由是少的，比较现在，也可能是多的。但是这个比较就变成特别有有意思，因为虽然我们说我们的自由是比较多，可是我感觉不多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计算给你的，尤其是就是你的娱乐。比如你碰到的东西都是别人计算好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去找的。可是在萧红的年代，他们内心的渴求、勇气，这些东西是比现在的人要多的，这个是跟那个时代不可分割的。
我们如果是自己的内心没有那么庞大，没有那么勇敢，但是外在的自由比较多，那么我们应把人生的得失来算一算。就是我们缺一些什么、他们缺一些什么，而不是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这个比较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东西。
民国的时候，我们外在有更多的压迫，也更难，人们内在的自由就更大。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精神力量有点发挥不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外在的自由是蛮多的，而且生活是蛮好的。如果这样比较两个时代，我们应该努力地像萧红一样，强大的心灵、勇敢一点，不要老是算计有一些什么要夺回来。
年纪越大，越觉得自由。因为比如我是年轻的话，在拍电影的时候，他们老是说我在追求这些组里的男同事，搞得我连电话都不敢打。所以我觉得很自由。（文字整理/杨公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