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自西汉年间进入中国以来，已在国内扎根并种植千年，因独特的风味成为广受喜爱的零食，因其避瘴等功效而在中医药中被广为使用。千余年来，槟榔走进了街头巷尾，走进了人们的荷包、菜肴与药方中，也走进了医书典籍和各种文学作品里，成为了传承民族情感、风俗文化的载体。
从古至今，在许多文学家、诗作者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槟榔的影子。作为南方“风物”，槟榔早在西晋时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槟榔最早有着“仁频”、“宾门”、“洗瘴丹”、“大腹子”等别名，其正式被称为“槟榔”，也是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命名。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记载：“槟榔无柯，椰叶无阴”，这两句诗详细描述了槟榔外形上的特点，自此以后，“槟榔”一词流传开来。
随着槟榔深度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其也伴随着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进入诗中，成为了民俗生活的缩影。晋代《南方草木状》记载：“交广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这也就是说，在古代，用槟榔待客是一种尊客礼节，凡是结交贵族宾客，必先呈上槟榔，来表达对贵客的重视和欢迎。
宋代苏轼被流放海南儋州，与黎人一起生活，目睹海南姑娘啖槟榔后，吟诗一首《题姜秀郎几间》：“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诗中描述海南姑娘头簪茉莉、口嚼槟榔、芳香袭人的情形。苏轼自己嚼食槟榔，也有同样的感受：“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
与此同时，文人墨客也逐渐开始在诗作中赋予槟榔更多的情感和意味。唐代大诗人李白将：“刘穆之求食槟榔”一事写入诗中，为槟榔的文学意象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诗之二中，诗仙李白写道:“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就是通过“刘穆之金盘槟榔”的典故含蓄地提及自己因功名无着，日日纵酒而遭妻家家族厌薄与奚落的窘境，抒发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以及被现实束缚的种种不满。
在此之后，后世文人进一步将槟榔与人生感怀、乡土亲情、行游记忆相融合，使槟榔这一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绘画等艺术形态中的意蕴愈加丰富。台湾诗坛三位元老之一的纪弦,在台写作的乡愁诗《眺望》中就以“修长、寂寞”的槟榔树自喻。槟榔树“眺望使人落泪的地平线”，喻指诗人常常眺望故乡的一腔思乡之情，槟榔树成了诗人抒发乡愁的对象和寄托。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实现了对槟榔更充分的开发利用，这一情况也在文学作品中得以记录和表现出来。其中苏轼《咏槟榔》有云：“异味谁载向海滨，亭亭直干乱枝分。开花树杪翻青箨，结子苞中皱锦纹。可療饥怀香自吐，能消瘴疠暖如熏。堆盘何物堪为偶，蒌叶清新捲翠云。”描述槟榔不仅口味芳醇，而且可以消肿、忍饥、下气。明代刘基的《初食槟榔》也有记载：“槟榔红白文，包以青扶留。驿吏劝我食，可已瘴疠忧。”清朝的一位官员范咸的《槟榔》记述：“南海嗜宾门，初尝面觉温。苦饥如中酒，得饱胜朝餐。种必连椰子，功宁比稻孙。瘴乡能已疾，留得口脂痕。”更是将槟榔的外部特征、食用方法、药用功能等作了全面的阐释。
从古至今，在文人墨客的诗作中，人们记述了自己对于槟榔的认识，并将自己的故乡情结、人生感悟寄托在一枚小小的槟榔之上。在这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里，“槟榔”文化融入一代又一代人日常生活中，带着人间的烟火气，成为了中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