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电信公司依靠工程师进行谈判，他们使用自己的专业术语，仅为运营商的利益呼吁。运营商应该站在监管方的角度，提高渗透率，增加终端用户获得的经济收益，而不仅是要求降低税收和其他费用。
在电信业这个资本高度集中的行业，少数几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收益(覆盖、渗透率和服务质量)要优于很多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收益。
只要看这样几个数字：2006年全球共有10亿人购买了新的手机。据《经济学人》杂志2006年报道，在阿富汗，使用手机的人数从5年前的2万人增加到2006年底的130万人。
在中国有将近1亿民工，大多数不仅在工作中使用手机，而且通过手机和在老家的家人保持联系。手机用户数量正在激增——全球新兴经济体每天新增的手机用户达120万。这正在改变着社会，手机为使用者带来了自由、安全和生产率的提高。
要量化这些便利所产生的价值却很困难，同样，要研究整个社会从手机中获得的经济价值一样困难。总的来说，健康的无线通信行业对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福音，但由于缺乏扎实的数据，因此很难量化该行业对经济和生产率的影响。而有关实现该行业潜在价值所需的公共政策和行业行为的信息更是有限。
在行业协会GSMA的协助下，麦肯锡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无线通信行业的经济影响，并分析政府政策和运营商举措如何影响经济价值的创造。
本研究重点调查亚洲三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无线通信行业的不同状态。总体结论是：各种现有的估计通常低估了无线通信行业的经济影响，有75%的经济影响被忽略了。无线通信行业为社会增值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其中很多遭到忽视。无线通信行业带来的收益对一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可以占到GDP的8%。
为了实现无线通信行业潜在的经济收益，并确保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能享受到福利，政府和运营商必须共同做两件事：降低手机拥有成本，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得起移动服务；将通信覆盖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地区，让几百万潜在的手机用户得到服务。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通常所采取的做法是降低价格和允许更多运营商进入市场，但是这并不总见得有效，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其实，运营商和监管方应该更深入地采取一系列举措。
目前很多对无线通信行业经济影响的估计仅限于移动运营商对GDP的贡献，即直接影响。麦肯锡的结论是，无线通信行业的间接经济影响至少是直接影响的三倍(通常甚至更多)。
根据我们的定义，无线通信行业的经济影响由三部分组成。移动运营商的直接影响、无线商业系统(包括软硬件供应商、手机供应商等)中其它公司产生的间接影响，以及第二种形式的间接影响：终端用户获得的便利。这种便利包括移动设备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和家人及时保持沟通、安全上的改善、舒适的心情等企业员工和消费者能够享受的种种便利，尽管这些便利不是很直观，它们同样是有经济价值的。
研究选取的三个国家内，无线通信行业的影响力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在中国，总体经济影响相当于1080亿美元，占到GDP的5%。远远高于电信行业对GDP3%的贡献(包括无线业务加上固线业务)。在总体影响中，仅有240亿美元属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相当于840亿美元：其中470亿美元来自其它无线业务(如设备和手机制造商)的贡献，至少370亿美元来自于终端用户获得的便利。
由于这是简单的数字规模，手机通信行业的总体影响主要由其在特定国家的渗透程度所决定，即手机用户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发现如果中国和印度的手机用户渗透率提高10%，将创造至少100亿美元的最终用户价值，相当于各自GDP增幅的0.38%和0.61%。这和其它研究报告的结果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其它因素保持不变，提高10%的渗透率将增加0.59%的GDP。印度的收益(0.61%)要高于中国(0.4%)和菲律宾(0.38%)，因为印度目前渗透率较低，导致更高的边际效应。
本次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MCO(最低拥有成本)和渗透率之间看起来成反比例，但是MCO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最低平均资费。其次，覆盖率的增加将提高渗透率。而且，传统上增加运营商数量将提高覆盖率的观点也不见得是对的。
研究报告指出，手机渗透率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但是在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渗透率程度可以相差七倍之多。其它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例如移动定价、网络质量、网络覆盖和客户服务等因素和运营商相关。有些则是和普通消费者关系不大的来自监管机构的因素，比如允许的无线运营商数量、零售价格的监管、税收和网间结算费用。还有些因素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包括GDP增长率、投资环境、人口的地理分布以及文化因素等。
不出意料的是，购买手机服务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最低拥有成本(MCO)。而无线渗透率和最低拥有成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系。此外，覆盖率是重要的辅助因素。例如，MCO、覆盖率和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无线渗透率的差异高度相关。印度的渗透率仅为菲律宾的15%，中国的25%，因为印度手机用户的MCO是中菲两国的两倍以上。
仅靠低成本是不够的。足够多的人口必须能够获得服务，渗透率才会上升。很多分析师假设覆盖率取决于运营商的数量：随着运营商数量的增长，覆盖人口的百分比也随之增加，因为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将导致费用降低，以及服务价格的下调。
但是在研究的几个国家内，情况正好相反。在印度，尽管运营商数量达到八家，渗透率仍然变化不大。尽管到2005年底为止，四家运营商占有25%以上的市场份额，导致激烈的价格大战，但渗透率仅为7%。而中国尽管只有两家运营商，渗透率却高达28%；菲律宾同样只有三家运营商，渗透率也高达41%。
上述结论可能出乎意料，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规模较小的运营商把重心放在利润较高的城市地区，缺乏资源和兴趣将服务推广到拥有几亿人口的农村地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更多的运营商进入市场，以及竞争的加剧，很多运营商的利用率水平和利润可能下滑，阻碍了他们以灵活的方式服务低收入客户，并获得赢利的能力。
本次研究揭示了无线通信行业对经济带来的巨大价值，以及对最终用户带来的各种便利。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工具，而不是少数高端人群的奢侈品。提高手机的渗透率将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监管方和运营商可以采取四个步骤，提高效率，充分挖掘无线通信行业的潜力。
首先，监管方必须将工作的终极目标定为让人人拥有手机。手机是奢侈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手机已经成为社会工具，对用户而言，手机已经转变为一种权利。
其次，监管方应该使用总体经济收益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来传统的考虑如运营商的成本或网际通话费用的分配。在考虑出台监管政策前(包括行业结构、税收、补贴、授权费用、网际通话费用等)，应该将促进渗透率的提高作为首要目的。
第三，监管方应该确保充分、但不要过度竞争。在这个资本高度集中的行业，少数几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收益(覆盖、渗透率和服务质量)要优于很多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收益。确实需要一定的竞争，但是向过多的竞争者开放市场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导致覆盖率的降低，对高端客户激烈的争夺，并提高边际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前期成本。重复的基础建设和下滑的利润将削弱运营商扩大覆盖率和服务低端客户的能力。应该允许适度数量的运营商进行竞争，根据不同情况可以是最低两家，也可以是最高四家。
最后，监管方应该避免推出全面降价以降低MCO并提高渗透率的政策。直接控制价格效果只会是适得其反。强行规定低价会损害运营商的利润，并伤及他们推动渗透率的能力。其实，监管机构可以设计由合适网际通话费用支持的主叫方付费方案，以降低MCO。
运营商可以采取措施从改善渗透率着手。首先，他们不应该等待监管机构的政策，而应该积极有创造力地降低MCO成本。他们可以制定一个免费接听的预付费方案，就像菲律宾全球通信公司和SMART首创的那样。
最近在印度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当运营商在预付卡到期后开始提供免费接听服务，MCO降低了63%之多，一些小型运营商在几个月内新增了50%的用户。尽管有些人会怀疑效果，因为网络利用率提高很大，这些行动实际没有降低利润率。
其次，要提高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覆盖率，运营商可以考虑行业并购分享通信网络。他们应该避免在同一地区进行重复的网络建设。在同一小村庄内建立三个机站对所有相关运营商都是不经济的做法。
第三，运营应该更好地向监管方解释无线通信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运营商必须积极获得政府合理的关注和优惠条款。其他行业如汽车制造和计算机行业成功向公众宣传了其重要性，相比之下，无线通信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相形见绌。移动运营商应该在这方面积极作为。
最后，运营商如果要成功地影响监管机构的支持，必须提供双赢方案。他们要避免孤立地看待问题，例如税收或网间结算费用，应该将其综合为一套提案。而且，他们必须学会使用监管机构的语言。通常，电信公司依靠工程师进行谈判，他们使用自己的专业术语，仅为运营商的利益呼吁。运营商应该站在监管方的角度，提高渗透率，增加终端用户获得的经济收益，而不仅是要求降低税收和其他费用。（苏德丰 彭壮壮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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