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商会区块链专委会培训部副主任卢毅表示，我们可从价值支撑、技术维度、实现和应用场景4个方面，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本质内涵。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从价值维度来说是信用货币。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是人民币发展到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形态，顺应了数字经济潮流。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具有无限法偿性。其次，央行数字货币从技术维度来说使用了加密技术。从安全性来说，将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安全性；从隐私性来说，交易信息和个人隐私不会泄露给其他第三方；从便利性说，只需下载数字钱包就可使用。再次，央行数字货币从实现维度来说是算法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出现，让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货币的发行、流通、贮藏等进行深度分析，了解货币运营规律。最后，央行数字货币从应用场景来说有望成为智能货币。货币的可编程性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畅想未来的公益捐款，捐出的钱可以指定学校，这些钱在中间过程中不可能被挪用。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王茂祥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面向重大技术领域，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强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第一，实施创新驱动的突破点是制度创新。要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包括财政激励政策、金融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尤其是增强税收制度对创新的激励作用。第二，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力量，建立创新联合体。第三，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建立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注重品德、能力和业绩的综合评价，完善创新人才薪酬、岗位升迁和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政策。第四，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平台建设。进一步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就近利用国外的优质科技资源，促进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第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合作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精准选择合作创新领域，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第六，要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政策法规的扶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促进孵化器、服务平台以及交易中介等业态发展，切实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链条，大力提升服务水平。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韩秀华、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雪松表示，餐饮浪费之风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背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风气。杜绝这一不良风气，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努力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法治是解决浪费问题、树立节约新风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制定《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出台一系列有力举措整治餐饮浪费。必须将制度落细落实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让制度“动”起来、执行“硬”起来、惩戒“强”起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养成绿色生活方式，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氛围，既要靠法律制度“硬约束”，又要靠宣传教育“软教化”。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要通过多种形式，让“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观念深入人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德元指出，近日国家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并对禁限管理的细化标准进行了详细界定。一是抓住痛点，重点关注环境泄露风险大的品种。再利用价值较低，或者很难进行分类利用的品种，成为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塑料污染治理的关键。二是对标国际，充分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和做法。细化标准在禁限品种的选择、禁限范围确定等方面，基本上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当，体现塑料污染治理的中国担当。三是有抓有放，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生活需要。细化标准对部分品种的禁限范围进行了具体界定。在范围上，2020年底主要是在商场、超市、药店、书店、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展会活动等场景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暂不涵盖其他使用场景。四是特殊豁免，考虑特殊时期、特殊场景的特殊需要。细化标准在一次性塑料棉签的禁止使用上，充分考虑到了医疗应用领域的特殊需求，对医疗器械类塑料棉签进行豁免。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班建武认为，劳动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实践，教育性是其首要属性。然而，劳动教育在实践中的教育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陷入了误区。一是形式误区。实际上，劳动和教育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劳动，更多致力于创造特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教育归根结底是要致力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而，教育的中心工作是围绕着人的成长和发展而具体展开的，生长性而不是生产性是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行动逻辑。二是资源误区。当前，很多学校把劳动教育与“学工学农”简单等同起来，所谓的劳动教育资源开发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工农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而展开。可以说，凡是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正面影响的教育力量，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的视角予以开发利用。三是评价误区。当前，在劳动教育评价方面，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对劳动的评价方式直接迁移到劳动教育评价上的现象。由于劳动的目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因而，对劳动的评价必然最终落到对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现程度的评价上。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因此，对教育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素养的评价。具体到劳动教育而言，其评价的对象应该是学生通过劳动教育在劳动素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习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关于扶贫开发本质、阶段、重点、方略、动力和制度等论述，简称本质论、阶段论、重点论、方略论、动力论和制度论。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上合组织应抓住抗疫和经济重建的重要契机，逆势而上，蜕变升级。
持续推动创新要素整合、大力开展开放式创新仍然十分关键。依托国际国内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打造更为高效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实现双循环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
以这次事件为例，面向海外用户群体的TikTok是否需要并且可以获取字节跳动在中国的用户隐私数据？从字节跳动的公开回复和技术逻辑的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
“中文”成为了中国知识之“体”，中国学问之“基”——这就是“中文”固有之“道”，是近百年来“旧中文”学科越来越忽略之“道”。因而，也应是“新中文”学科应该重拾之“道”。
我国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实，理应享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和待遇，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主动离开发展中国家阵营，危害性较大。
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将会呈现新的态势和发展趋势，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和核心不会变。我们需要眼光向前，放眼未来，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
疫情期间，高科技成为疫情防控的一支特殊而又关键的力量，这其中我们尤其要发挥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优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撑。
要将广东、浙江等地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力举措和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各地结合实际、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受到考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集中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法律的实施会面临很多复杂情况，需要充分发挥执法者的才智。每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内在规律，应对措施不仅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还要符合突发事件的性质和规律，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
考虑到消费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以及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加上每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对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增长的高敏感性，此次疫情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根据历史经验所做的分析。
疫情是否为在线日，教育部号召“停课不停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纷纷响应，但也有一些人将此看做在线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疫情的“拐点”还未来临之前，在线教育是否已迎来“拐点”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当前南南合作都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如何把握住有利机遇，同时应对好相关挑战，应是坎帕拉首脑会议在讨论南南合作时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消除绝对贫困的主战场在农村，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在“三农”。纵观世界，资源禀赋的多少并不能主导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深刻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新的征程已经起步，我们要振奋精神，闻鸡起舞，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腔热情、那么一种精神，向着美好的朝阳出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走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教育成就斐然。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察中国教育的发展，从国家重大政策的演变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铸好磐石之基。
充分利用5G的技术领先优势，让5G成为媒体传播的“硬抓手”，更好地诠释优秀文化、传播精神价值，切实提高媒体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