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原上海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的故事，钢厂内男多女少，婚姻问题成了大事，作为团委书记的他，想尽办法做工作，相亲广告成为了一计妙招。
八五钢厂是以上钢五厂为主，上钢三厂还有上海机修总厂等方方面面组成，包括支内的工人、艺徒。我是1968届中专生，本来上海冶金系统已安排好我们这批学生的工作岗位，后来因为要上山下乡一片红，于是绝大部分学生上山下乡。我被分配到皖南山区的上海后方基地八五钢厂。我家中有海外关系，算内控对象，只能用但不能重用。
我在1970年1月10日到安徽省贵池县。我们是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东方红”长江轮到达皖南的，当时乘船很慢，到贵池要36个小时，本来贵池是没有码头的，我们去了之后，码头就造起来了。那天到贵池，半夜两三点钟，正好是我的生日，就是说我的生日就是我重新投生的日子。1月没过多久就过春节啊，好在我们中专技校生大多都是住读的，也离开过父母，还好些。不过，首次在远离父母的外地过年，大多数同学还是不太适应。到安徽的待遇在建筑工地劳动锻炼时只有16元津贴，进厂后是参考芜湖造船厂的待遇，当时上海是36元工资，我们是33元。
去的第一天很可怜。当时公路都是烂泥路高低不平，柏油路都没有，卡车都是老式的拖挂车。行李装在上面，人坐公共汽车进山，半夜三更，装行李时，绳子我们都扎不来。驾驶室里座位不够，我就趴在卡车行李上面，拉着绳子。行李装得很满很满，照现在属于严重超载，颠簸得很，行李还要不断掉下车，一掉我就要叫停车，卡车开开停停，行驶很长时间才到达目的地。我们八五钢厂，有两只电炉，一只是5吨电炉，一只是1.5吨电炉，主要负责冶炼造高炮和40火箭筒的合金钢和铸件。
当时学生作为主要劳动力，与上海市第二建筑公司建筑工人一起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大力发扬大庆精神，八五钢厂建设速度非常惊人。当时，我们学校去了一个王老师带队，后来冶金局去慰问我们的时候指定我出来任学生五连副连长，协助老师工作。当时管得很严，我们202工程队也就是上海市建筑二公司第二建筑工程队，还有201、204、207等都是市建二公司的，我每天参加混凝土工程队干各种活，队里只有五六个师傅，每个队要配十多个学生。男同学经常每人一辆翻斗车，装得很满很满，运送混凝土，还是在很陡的山路上飞跑。那时同学们的饭量都很大，我每顿吃1斤1两饭还不够饱，其中每3两配一个山芋饼，都是自己从食堂买的。天热，上夜班，一般都要干9—10个小时。可以说付出很多体力，消耗很大。大热天，白天不能干，晚上干，干到走路都走不动。像我们混凝土队，穿着高筒套鞋，拖到寝室里，由于连续苦干干到路也走不动，回寝室倒头就睡觉。住的是芦席棚、毛竹床，要是着火的话很快就会烧光。每天连续干近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一到寝室里，脸一洗就睡觉了。我们睡在芦席棚里，十几间芦席棚，连在一起的，一把火，5—10分钟就会烧光，确有工地就曾发生过火灾。芦席棚就是用芦苇和毛竹做的，每一间有12个人住。我曾记得有个化工厂有一次着火，是一个学生想把工地上的油漆桶弄干净，好放东西。弄不干净，他就想用火烧，想不到一烧，“砰”的一声，火苗蹿上棚顶。只有十几分钟，就把十几间芦席棚简易宿舍全烧光了。皖南还每年发洪水，发洪水时，还用大脚盆和铝盆，推着馒头给员工送饭吃。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公路就开山辟路，没厂房就动手造厂房和住房。
那时候农民工做不过我们。我们混凝土车子，一个学生抵得上两个农民工。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拼命干的，当时有个说法“表现好的，才能进厂”。还有宣传鼓动也影响蛮大，那时候讲“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要抢在战争发动之前建设好三线。就真的是拼命干，不计时间，不辞辛劳。结果，只花了5个月的时间，就出了第一炉钢。1970年《红旗》杂志还专门发表了文章，说我们八五钢厂是507指挥部和812指挥部、国防科工委系统中建设最快、最典型的厂，实际上5个月就出钢了。当时大力发扬大庆精神，八五钢厂建设速度非常惊人。像我们这样的企业，5400余人与上钢二厂规模差不多，后方基地也挺重视。总之，这时候吃苦吃得蛮多的。小三线对安徽还是带来了很多好处，火车都通到铜陵了，之前都不通的。贵池新造的客运码头比铜陵还大还要好，还建了507专用货用码头。农业方面，以前只种小麦、油菜，后来上海南汇县派人指导当地农民种双季稻。某种意义上，小三线给安徽带去了现代文明和先进技术。而且，小三线每年还拿出相当数量的钱支援当地，千方百计搞好与当地的关系。
小三线的布局像一个等边三角形，屯溪—上海—贵池相互交通联系是有问题，再加上各企业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婚姻就存在问题了。我们这些20岁左右进山的中专生可以说亲身经历了皖南小三线的创业、发展和调整，开山辟路造厂房，艰苦奋斗了整整20年左右的时间，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内地建设。
我是1973年出任八五钢厂团委副书记的，从1975年我就开始写调研报告给上海团市委，汇报青年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
当时因为找不到对象，八五钢厂就有些男青年和有夫之妇搞不正当关系。这种现象在哪里都有，但是在小三线就比较严重点，因为男女都有生理需要，社会上找不到，只能找同事了。和当地老乡之间男女发生问题的，有过一件凶杀案，但是后来这案子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
当时因为婚姻问题出事的人有不少，跳烟囱自杀的也有，其中有一对蛮可惜的。男的生糖尿病，本来和幼儿园的副园长、团支部书记小范在谈朋友，蛮好的，本来说10月要结婚的。但是由于生糖尿病，女的说要延迟婚事，有好事者就说校长帮这个团支部书记又在介绍男朋友了，男的很生气。一天晚上，小范煎了荷包蛋给他吃，自己只吃黄豆芽，饭后两个人荡马路。半夜里，02车间宿舍附近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人们还以为是猫叫，做梦也不曾想到原来是凶杀案。这个男青年逼女的结婚，大概小范不愿意，男的就用剪刀扎了她脸上50多刀，但是没死。致命的一击是用一块很大的花岗石把她的头砸扁了。凶杀案发生后，男青年爬上厂里的烟囱跳下自杀身亡。
八五钢厂有几种人，以上钢五厂为主，加上海机修总厂、新沪钢厂、上钢三厂等支内职工。还有艺徒，还差一年没满师，这是最老的。有的家属带进去的，有的另一半在外地的，乘机带过去。还有像我们这样的68届中专技校生，延缓一年多毕业，1970年1月到八五钢厂去的。新三届就是1974、1976、1977届的。
我们厂5400人中，大龄男青年就有700多个，整个后方要扩大10倍，即8000名左右。我们率先为大龄男青年登相亲广告之后，后方基地其他各厂也纷纷跟上。到八五钢厂撤离回沪前，其中600多个找到了对象，只剩112名老大难青年，厂里决定让他们第一批撤回上海，以便尽快找到对象。总之效果很好。我们回沪时是分批回来，逐步收缩，有计划撤离，人少还坚持生产，我们三班制改成两班，再改成一班，一直缩到交给当地马鞍山钢铁厂派人接管为止。
有一次我看到上海海运局的一篇报道，为解决海员恋爱婚姻难，海运局团委公开邀请女青年到船上搞联谊活动，从中受到启发。后来商业广告也恢复了，我就想可不可以登一下相亲广告呢？
另外，新光厂1980年8月5日在《解放日报》上登了招收女工报道，他们最早，但是他们最早的性质和我们不一样的，当时劳动局给我们指标一起招人，当时给我们厂指标是880名，结果我们只招工660名，没有用足。为什么880个名额只用了660名呢？因为，当时上海有规定，为了上海的稳定，10%要招劳教过的或者刑满释放的人，那时候叫我一起去挑，当时我的孩子刚生出来五天就让我去了。实在太难挑了，所以这指标宁愿不满，也不能招太多，这批人呢，男的多，基本上都是新三届技校生，就是1974、1976、1977届的。新光厂就利用这个指标没有用足，在报上招女工，实际上给我们也是一个机会。其实招了也就十几个。但是给我们扩大了思路，尤其给了我很大震动。
我看了海运局团委组织女青年上船搞联欢，又看了这个报道，很有印象。1980年8月我趁评到先进到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去疗养的机会，途经上海时，我就走访了上海《青年报》社。老报人、当时通联部的负责人凌嘉如老师，热情接待、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汇报。我提出《青年报》能不能帮帮忙，像支持海运局那样，给我们刊登一下为男青年找对象的广告，帮助我们厂的青年解决一下恋爱婚姻难的困难？凌老师听了很同情很支持地说：“近几年，你们八五钢厂团委每年给团市委的调研报告，团市委很重视，内参也刊登过。我们《青年报》是为青年办的报纸，理应为团员青年服务，如实反映后方团员青年的心声。但是，毕竟《青年报》的版面有限。如果团市委领导同意的话，要登也只能刊登在报纸的中缝。而且，还要适当收取些刊登广告的费用。”我说：“可以啊！”只要能刊登，出多少钱，刊登在什么部位都可以。后来，凌老师向团市委去汇报，领导批准后才同意。我们把厂团委出售蓖麻籽积攒的有限经费，分别花120元、200元，两次在《青年报》刊登为青年寻找恋爱对象的广告。
1980年10月10日和1981年8月7日，八五钢厂团委为本厂男青年寻找对象的启事两次刊登，效果很好，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来信以外，其他省市都纷纷来信。
我们帮男青年牵线，是女方先来一封信把情况讲讲，然后我们寄张表格给她，请填写并附上照片回寄厂团委，我们把她们的照片、表格初步看一下，看适不适合我厂青年，然后向男青年推荐：“我们帮你挑了一个，你自己看看合适么，不合适的话桌上还有登记表和照片，你自己去选。”合适的话，男方就填张表，填好了由团委寄给女方，表格上有基本情况和兴趣爱好等。女方看满意的，就给回音。我们就放手让男女双方自己谈。要是成功了就跟我们说一下，做个登记。
我们还对青年加强恋爱观教育。当时八五钢厂政治部主任倪国钧还亲自为青年上课，《青年报》上还刊登“六个一”，以“第一次上门、第一次约会”等为主要内容的恋爱常识指导。恋爱成功的，当时男的年轻的有20多岁，大的53岁。女的年轻的有20岁左右，大的49岁。
介绍的女青年大多是外地来的，甚至有人已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都是上海知青，她们有的想进城镇户口，有的想调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后来我们停止招大三线的女青年了，因为后方基地管理局大面积铺开后，大三线就更加困难了，小三线存在的问题大三线也同样存在。
我们向团市委送关于八五钢厂男女比例失调的调研报告，实际上我担任团委副书记的时候做过调研，但是没有回应。这个报告实际上是起作用的，否则我去找青年报社，凌老师也没有那么爽快地愿意向团市委去反映。如果没有这个报告，团市委也没有那么快跟劳动局联系好可以商调。因为原来的商调是个别的商调，没有结婚后就能商调的情况出现过，而且原来是单方面的商调，要有进有出。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个突破，没有这个政策是很难突破的。中国政策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最多一次我们一天收到100多封信。我们一般回她们一封信里面放一张表格叫她填好后寄过来。有的女孩子还蛮好玩的，里面放几张纪念邮票，好让我们节省些邮费。那时，我们都很清廉，寄表格时一起退回去了。《解放日报》登了我们为一个孤儿小孙举办的集体婚礼的报道。小孙是孤儿，经济条件差，我们厂团委就帮他办婚礼，办得也蛮隆重。我们还鼓励创造“五好家庭”，开展“五好一和睦”评选活动，我们八五钢厂要比上海搞得早。
调到我们厂里的女青年，大部分安排在食堂、行车和小卖部等。我们厂里有幼儿园、职工子弟中学小学，这些地方能吸收一部分。我们还搞七二一大学。原来想搞夜大的，实际上是脱产的。这个大学有文凭但是不怎么承认。但是简历上有这么一笔么，提拔干部时候能派上用场。
《八五团讯》里面关于婚介的一些结果，这个基本都是我在统计的。否则多头统计，就会乱了。有个姓蔡的01车间的，是个艺徒，还没满师进山。比如说初中毕业，没地方去，就去厂里做艺徒、学徒工，照理三年才能满师，但是小三线需要人，老师傅不肯去，这些人三年没满就去了，这批人很多婚姻成问题了。他老婆也是婚姻介绍的，后来患了直肠癌，十多年了很不容易，一直耐心地服侍老婆。他有个儿子，读大学了，既让儿子读上大学，又服侍老婆，典型的好男人。还有一位上海青浦员工的老婆也是婚姻介绍的，他那时家里条件很困难，住在新疆路，家里住房很小的，他父母一张床，床上横过来又是一张床，睡觉就像抽屉一样的。按照他的条件没法结婚的，婚姻介绍解决了，还生了个儿子。这种例子很多的。还有个炉长，他爱人也是婚介过来的，后来到我们厂里搞财务。我是一步步做实事做出来的，要不是看到新光厂招女工，要不是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的讲话，也不会有我做的这些事。
我们厂里还有个和一个大学生结婚的，是我们自己医务室的大龄青年。和婚姻介绍、登启事还是有关系的，通过这件事情，一起解决的。女大学生比这个人小13岁，但也是老姑娘，结婚的时候都快40岁了，生了个女儿。这女的还在，男的已经去世了。由于他在青海改造十多年，到我们厂里已经很晚了，52岁了。当时最老的是支农工，就是自然灾害的时候，从上海市区下放上海郊区，小三线需要了，把他们招回来。这个最老53岁的人姓邬，基建处的竹工，与49岁新疆的知青结婚了，也是通过我们介绍的。
有个浙江衢州女青年是婚姻介绍过来的，在我们后勤部门，她说她善于搞买卖，那个地方的人都很会做买卖的。过来后，她成为小卖部的负责人，就相当于行政科下面的大组长。到上海后，在上钢五厂的后勤部门工作，先后到采购科任副科长、科长，上钢五厂的三产经济发展总公司做经理。再后来个人承包了，现在生意做得很大了。她的婚介是我直接操作的。那男的是大专生，在我爱人一个车间里的化验室工作，找不到对象，可能30多岁了，后来他们结婚了。还有一位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姓万的，曾借调到后方基地工作，回上海后，在我们这里的通河派出所担任过政委。我们小三线回上海的，蛮多人还是不错的。我们八五钢厂基建力量蛮强的，来了那么多女青年，不但自己造公房，还造了白洋河大桥。
新光厂登报招女工是1980年8月5日，我们是1980年10月10日，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是1982年，后方局整个一铺开后，效果更加好。我们八五钢厂男青年没有结婚占整个后方的比例是十分之一，整个后方是8000多位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后来解决了5000多位，我们是700多位，结果解决了600多位。最终还有112位没有找到对象，这些人都要32岁左右，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相不怎么样，家里条件不怎么好。这种人随便到哪都是困难户。到上海后，有一部分解决了，因为到上海后找对象的范围扩大了。为什么新疆重工业厂旁边要造纺织厂呢？就是为了解决男女婚姻问题。上钢五厂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第一批回上海。但是我们厂有600多名男青年解决了婚姻问题不都是通过婚姻介绍，不过婚姻介绍开辟了一条路，有这个政策了，范围大了。以前都是我们党委书记等领导出于关心私人介绍的，介绍后，能不能商调来，没有把握的。因为商调有指标的，大家都是有来有去的，有多少出来就要多少进去，误差不能太多的。但是婚姻介绍是很明确可以单方面调过来的。
通过我们婚姻介绍相识的，出问题的也有。当初我在507码头上，看到一个小伙子，长得不是很好看，女的是黑龙江的，长的也不是很好看。我厂男青年很老实，有点憨，这个女青年喜欢睡懒觉，男青年大雪天清晨从食堂买好肉馒头奔到家属区给她吃，还帮她洗衣服等。后来这个女青年与当地的一个男青年好上了，与我厂男青年闹离婚。我很生气，帮男青年一起打官司，但是最后还是离婚了。不过小三线撤回时按政策这个女青年就没有能回到上海，受到了“过河拆桥”行为的惩罚。
在当地出事情后，当地派出所代为管理，后方成立后方基地管理局后，才建立公安处。关押也是关押到上海去的，当地逮捕，然后移交到上海。
原来厂里有个爱赌的男青年，我们也是帮他介绍结婚的。刚开始公房还没来得及扩建，后来在白洋河对面专门赶造了八五大桥和二百多户新公房，当时这对新婚夫妇住在单身宿舍一楼，女方狂冲到五楼，跳下来自杀，还好跳下来的时候，下面正好有晒被子的电线，弹了一下，而且楼下都是树和绿地，因此没有摔死，但是两根小腿骨头摔碎了。她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青年好赌，新婚之夜他都去赌。结婚三天后也没好好陪新娘，新娘就想不通了。新娘原来在农场也谈过朋友的，男方家具都买好了，准备结婚了，她不想在大丰农场待下去，对这个小伙子又不大满意。后来她反悔了，不肯结婚。小伙子一气之下把家具都劈了，很野蛮。小姑娘受了刺激，就到上海休养。看到我们的婚姻介绍消息就来了，来了之后也很满意的。结果没想到嫁了个赌鬼，她气死了，因为她蛮要求上进的，是个共青团员，生产上表现蛮好的。她想不通，等于独守空房了。这说明我们工作做得还不够，新三届进去小三线%的问题青年，即使我们改造好了一半，还有另一半表现不好的啊。后来这个男青年剁了个手指下决心改掉赌瘾，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两个人就和好了。夫妻的事情，床头吵架床尾和，很复杂，很难处理。
通过团委帮助解决婚姻的大部分是好的，但是还有问题青年，也不得不帮他们介绍啊。有的人有流氓习气，拿个螺丝刀，往大腿上一捅，意思是我比你狠，让对方买账。这种人我也得和他们接触。我跟他们提要求：你们不能乱七八糟的，要改过自新。大多数人是听的，他们看到我，大多数都是打招呼的。尽管像我现在老了，变化很大，他们看到我都认识的，老远就打招呼，平时想到我，就打电话来问候，我觉得人活着就是应该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威胁过我呢。
个别人闹离婚是存在的，但大多数都很好。我认为，八五钢厂为男青年找对象的做法是成功的，小三线婚姻介绍历史经验很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史志定，男，1948年出生。1979年入党，1968届中专毕业，政工师、助理经济师。在八五钢厂期间先后任01车间团总支书记，厂部科室、学校卫生联合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副书记、书记，04车间党总支书记。上海市委党校第九期学员。在上钢五厂集团公司期间先后任基建处水泥车间党支部书记、公司企业管理处科长、冷拉型钢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公司档案处副处长等职。荣获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新长征突击手”、
（文中图片由徐有威教授提供。文章内容原载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鸣谢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度宣传推介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