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基辛格主动为一位穷老农的儿子做媒，想试试自己的折冲之技。他对老农说：“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位最好的儿媳。”老农回答说：“我从来不干涉我儿子的事。”
于是世界银行行长欣然同意。基辛格功德无量，促成了这桩美满的婚姻，让农夫的穷儿子摇身一变，成了金融寡头的乘龙快婿。
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7嘛！”
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
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了。
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闻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来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含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
“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 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社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国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楚霸王自幼爱树。相传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里看到一个老人持斧要砍桂树。楚霸王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了‘困’字，不是很不吉利吗？”楚霸王听后，灵机一动回答说：“照你这么说，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老人觉得楚霸王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砍树的念头。
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