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奈尔大学哲学系教授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文娟
陈文娟：米勒教授，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今天的访谈。这次我们探讨的线年代开始，您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研究，早期的论文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性》和《罗尔斯和马克思主义》，80年代以来，您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马克思的道德哲学问题上，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考察和研究马克思关于权力与道德、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事实与方法等一系列重大主题。您的著作《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在中国已经有中译本。90年代后，您开始转向正义理论的研究，尤其关注全球正义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移？
米勒：当我试图解释马克思时，我总是忠实于马克思的著作本身，通过描述和辩论马克思在著作中所说的一些重要的事实，来帮助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马克思著作的核心理念是：基于集中的计划经济（central planning），把资本主义转变成一个由工人政权所控制的经济。然而，我后来对此的理解有所改变。这一改变始于我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希望的幻灭。随着越战结束，左翼力量越来越小。在里根任期，保守派的崛起使得共和党和的政府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异。在国际上，中国的计划经济的结束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不断增长，对我也造成了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的著作。他系统地证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能很好地提升工人的生活状况。计划经济的量化目标必然导致储存过多的物资，不鼓励创新，并且很难从全球化中获利。尽管我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曾经并且仍然相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缺陷、资本主义精英在寻求权力的方式等方面仍有深刻的洞见。用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来讲，对他国人民的毁灭性支配乃是这一伤害的主要方面。我们可以从他对中国、印度、爱尔兰的反殖动雄辩支持言论中看出这一点。因此，当我整体上不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时，很自然地，我把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减少因跨国权力滥用所导致的全球不正义。
米勒：我认为，这得回溯到越南战争。从那时开始，我就非常关心越南战争中出现的全球不正义现象。刚开始，我认为美国是在与作战。随着我学得更多，思考得更多，我开始明白，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不仅杀了很多人，也导致许多美国士兵的死亡。这使得我强烈反对那场战争，因为我认为，人和共和党人都支持用暴力手段保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于是我找到了我的马克思主义朋友，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与全球正义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标志性阶段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时期，因为我开始成为反对全球不正义的一份子。我的朋友和我都是者，希望看到革命性的变化，期待建立一个由工人主宰经济的国家。我最亲近的朋友把中国的左翼视为寻求变革的全球运动中的盟友。
米勒：好的，有两个这样的组织。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Communist Party USA）中的一群人把工人组织起来，打算让其成为的一个分支。他们成立了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不断寻找一个特定国家作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领袖。另一个组织是寻求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在6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反对越战。被应征入伍的士兵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返回美国后，揭露了美国在越南是多么地不受欢迎。大学生也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罢课来反对战争，占领了指挥部。当介入战争的政府官员视察学校时，他们被学生们包围并受到谴责。
后来，林德·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最终决定撤兵时，他主要听从了高级顾问团的建议，这些人主要担心战争会毒害年轻人的心灵。在我最近的《正义的全球化》一书中，我对此有更多讨论。激进的学生期待成为寻求民主社会的学生的一份子。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战争，不自觉地发展了一种“参与民主”。当寻求民主社会的学生变得越来越重要，进步劳动党成为其领导者。进步劳动党指出，被应征入伍的工人阶级（大学生可以免于服兵役）、当前罢工浪潮的参与者、参与到反对警察暴行、反对非裔美国人高失业率起义中的非裔美国工人，表现出了勇敢的领导力。他们还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越战是一场致力于保持美国地缘政治权力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那里，通过一个更广泛的前沿组织“工人—学生联盟”（Worker-Student Alliance），进步劳动党领导着。我在这个联盟中的研究生朋友说，美国精英包括大学行政机构在内，已经就制造越战并在未来制造类似战争的战略目标达成了基本一致。这深深震撼了我。在占领学校行政机构大楼的罢学运动中，我非常赞赏他们的勇气。最终我加入了进步劳动党。
但是，在美国，进步劳动党和寻求民主社会的学生都不是危险分子。我们从未想要获得国家权力，我们所做的就是和这场糟糕的战争进行战斗，和极端主义进行战斗。我加入这一组织，它让我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国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里人们一起工作，互相倾听，没有欺骗，没有虚假。我记得，在波士顿，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用各自的语言（包括中文，我们中间有来自中国的人）齐唱国际歌。因此，这给我一个启示，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最终走向那种合作。随后，我认为，冷战的结束将带来一段合作的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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