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期papi酱、霍金等“网红”的迅速走红，“网红”及“网红经济”成为时下热门词汇。从网红1.0时代芙蓉姐姐等的“草根成名”，2.0时代符号化的“全民创作”，再到3.0时代政治商业人物进场的品牌化传播，“网红”开始超越娱乐，突破“高颜值”界定，成为一种“个性化内容生产”与“人格魅力”相绑定的传播现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提出了“大网红”的概念，他认为，娱乐化网红仅仅属于“小网红”，“大网红”应该包含在网络中迅速受到关注的各类人群，他们能在舆论场中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不要把网红看作全是娱乐化、低俗化炒作的。我们理解的网红有两个概念，即小网红和大网红之分。小网红指的是娱乐化的网红，这里存在不少低俗化现象。大网红是一个更加泛化的网红概念，即在网络当中迅速受到关注的人，甚至有时候是具有争议的，具有粉丝号召力的人。迅速蹿红的人不一定低俗化，许多网红是在社会上具有专业话语地位，能够在舆论场中发出有价值的声音。比如，我们称为“局座”的军事专家张召忠，他也是网红，还有霍金等等。
现在很多场合下认为网红就是通过视频进行传播，或者是充满低俗语言的，这恐怕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出来一个负面事件，会出现把一个行业打倒的现象，这不合适。依靠视频直播的网红出了一些问题以后，视频直播整个行业也要取消吗？这也不合适。
对于网红经济来说，如果是涉及内容表达的经济，要做内容的价值观判断。如果是不涉及到内容的，比如说网红卖东西，他没有违法的话，我们不宜说网红经济不健康。卖东西只要遵守网络消费、网络购物的规定，我认为就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不太倾向用道德去判断网红经济是否健康，问题在于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网红用自己的影响力销售一些保质保量的商品，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网红在替贫困山区义卖，保质保量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网红经济和明星代言经济很像，到底有没有问题要具体分析。如果网红代言了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那肯定不行。如果他用的代言方式不合理，比如说违反广告法，那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本身销售的东西没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预设的立场去扼杀网红经济呢？如果卖的东西有问题，工商部门应该跟进。
有一些网红存在这样的现象，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获得网民的关注而使用刺激性、低俗性语言，来打一个擦边球。这种现象在网红发展的早期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对于触犯底线的言行，要予以管理。我相信随着治理的深入，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会有所减少。
不管是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都需要模式化的语言表达天赋、技巧，即使是粗俗的语言，也要懂得粗俗语言的表达方式。但是对于网络红人本身才华的界定，我们首先要明确不能有粗俗的内容，不能出现过于超过底线的内容。我们不否认某些人在低俗表达上具有才华，可惜才华没有用于正途。我们要多思考如何表达社会上那些积极健康、主流向上的价值观，我们在这里不是进行批判，但是至少一些粗口的东西是不合时宜的。
我估计很多网红都是昙花一现的，但在我们的《网红白皮书》报告中，排在前一百名的也有很多是已经搞了很多年的。不一定每个网红都是这样一个情况，要看他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人弄、有没有持续的经营能力、是不是尊重别人的版权、内容是不是有较高的舆论或道德风险，如果经常爆粗口，那肯定是舆论风险和道德风险都很高。相反，如果他本身是靠文艺表达，靠内容创作能力，包括有趣味性的一些内容创作的话会延长网红生命周期。所以总体上来讲，有的网红生命周期会比较长，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有的网红就会昙花一现。
文艺不能单纯娱乐化（人民论坛）,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包括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文化服务的扩大与广大受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就是好作品淹没在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当中。
比如节目道具方面，既有 “密集恐惧症系列”的50台雪花电视、1044块魔方组成的魔方画引发惊叹，也有具备人文情怀的扎染布料、666片菩提叶脉引发全民围观。关于嘉宾席人选，节目组称，本季新增的郭敬明、张召忠两位评审，虽然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们的专业背景以及在节目中表现出的认真的态度是不容否认的。
前些天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则腾讯官方的数据图，QQ红包在元旦跨年夜来了一次「奇袭」：当晚约有1.72亿人使用在刷QQ红包，共刷出红包5.62亿个，参与人次达到729亿次，人均刷红包的次数为424次。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因果逻辑，在我看来，线后参与的要点在于恰到好处的「娱乐化」，这也是2016年春节红包大战的最重要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