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99 年起，《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每年都会在 35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创新者当中进行评选，此份榜单的目标是评选出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最有可能改变世界的且极有才华和创新精神的 35 位年轻技术研究创新者或企业家。榜单中的陌生名字，后来都成长为行业领袖，如曾上榜的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发明者张锋，百度前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等。

　　今年 2 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将其具有 19 年历史、享誉全球的“35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Innovators Under 35 Reunion）首次落地中国，选出了 35 位获奖者，正是看中了他们代表着中国科技青年创新力量。他们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高校科研机构，覆盖量子、AI、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

　　如果说 8 个月前的那场颁奖典礼向全世界展示了来自中国科技创新力量，用荣光和认可奏响了前进的进行曲，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全球科技青年论坛”上，冷静、批判、责任则为“ IU 35 ”们及其他到场科技界嘉宾的思想碰撞定下了基调。

　　中国的科技创新焦虑已经显现。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几乎所有人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紧迫性的共识上。

　　“我们国家在科学和技术的原始创新方面都还有很大欠缺，我们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都是在别人手上”，在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季维智如此说道。这位带领实现中国在灵长类动物研究一系列原创突破的科学家，年轻时曾经经历过国家的。在季维智的科研团队中，既有他的学生，也有他的学生的学生，可谓三代同堂。但他观察到，每一代的科技创新机会和责任都在发生细微变化。

　　季维智院士认为，不仅近几十年来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科学研究也仍处于初级研究的阶段。而在 IU 35 获奖者、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陈成猛看来，国内一些原有的发展增长优势正在逐步消失，比如说中国更大的市场和人口红利，而环境的承载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就在于我们的经济质量还不够高、科技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大”，他说。

　　而中国的科技创新焦虑，还来自中国学术界、产业界相互割裂的这一短板暴露得愈发明显。

　　近几年，中国的企业界兴起一股投身科学研究的新风气。对于这一现象，季维智院士谈到：“在这个阶段，突然有一个企业投资科学研究，（大家）好像觉得很奇怪，其实这并不奇怪……现在我们大多数的科研都是靠政府、国家，靠纳税人的钱来进行研究的，而企业的创新却没有到位。在美国，有很多企业有风险投资，这大大刺激了美国的科技发展。”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魏文胜也表示了类似看法。“科学技术研究和产业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这在国外不是问题，我们还在谈论和强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不足”，他说。

　　事实上，中国的企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依赖引进和模仿技术，企业内部的创新紧迫性其实也愈发凸显。企业自身的短板在于，目前它还没有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陈成猛提到，很多企业可能连自己像样的研发中心都没有，因此，从企业角度，他们下一步可能需要通过产业结合来逐步培育自己的研发能力和研发队伍。“我们这一代人，80 后，考虑更多的是技术怎样能尽快落地产业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