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意大利已经正式签署协议，成为七国集团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在英国脱欧之后，有机会晋升为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意大利，加入这一基建投资计划，对中国和意大利都有重大意义。
意大利和法国、德国同样都是G7，G20成员，和法德同样为欧共体的创始国成员，和英法同为北约初始成员。英法德意同为欧洲四大经济体成员。
在中苏关系恶化，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对我进行封锁的情况下，发展对意经贸关系，不仅促进了中意关系的发展，而且推动了我与西欧未与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中国外交的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意大利作为“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受制于美国，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中意两国在经济上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1950年中意贸易额达1040万美元。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1951年中意贸易额骤降70%左右，仅320万美元。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意贸易又逐渐恢复。196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4500余万美元，为两国贸易历史上最高水平，1963年中意进出口总额仍达3800余万美元，约占意大利总贸易额的0.3%。
自1950年至1963年，除1950年到1953年和1956年五年中国顺差外，其他各年中国都是逆差，最高逆差额为1959年的3200余万美元。在贸易商品种类方面，中方对意大利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丝类、蛋类和畜产品，此三项占我对意出口70%以上；进口商品则集中在化学肥料和人造丝两类，占中方自意进口的60%。
早在1955年，根据意大利方面的建议，两国官方曾就互设贸易机构问题进行过接触。1955年8月23日意大利驻联合国欧洲办事处代表在意政府授意下向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提出，建议两国互设商务处，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1956年1月中意双方驻英商务参赞在伦敦举行了前后五次会谈，中方曾提出就签订政府贸易协定事宜进行谈判，意方以有碍于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为由，只同意由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同中国相应机构签订协定。后因受美国压力和匈牙利事件后浪潮的影响，意大利改变了态度，对贸易谈判和派遣贸易代表团访华事有意拖延，谈判遂中断。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外交的实际和需要，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将其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作为该理论在外交领域的成功实践，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同时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担心在对华关系尤其是对华经贸发展方面落后于法国，迅速着手加快调整对华政策，而加强经贸关系成为了其对华政策调整的突破口。因此，中意双方重新启动了互设贸易机构的谈判。
1964年11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意，为中意互设商务机构的成行提供了契机。 1964年11月9日，应意大利世界和平运动委员会邀请，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组成以为团长的代表团赴意访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委员及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的身份随团访意，雷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中意互设民间性贸易机构及签民间性协定等事项的实现”。
中意谈判过程相对平稳，意方因为担心美国的压力，谈判采取秘密进行的方式，双方在机构人数和派出时间等细节问题上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双方谈判中出现的较大分歧仍然是中方最为关心的台湾地位问题上。虽然意方表示愿与中国友好，反对“两个中国”，但同时试探地提出“中国”问题是否可搁置一两年，采取逐步解决的过渡办法，中方对此表示反对，最后一次谈判时，意方对协定正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有些犹豫，希望删去，中方再次坚持这是原则问题，必须写上，意方无奈妥协。
1964年11月30日，中意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协议规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民间性的商务代表处，名称分别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务代表处”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商务代表处”；双方商务代表处分别由代表1人、副代表1人、助手5人组成，代表和副代表持外交护照，助手持公务护照；双方商务代表处档案中保存的记录和文件不受侵犯；双方商务代表处有权用外交信袋发送和接收信函、文件，并可发送和接收密电码电报；双方商代处不受两国有关对外国的企业、商业机构的登记规定的限制等等。
中意双方在互设商务机构问题上的立足点有着明显差异。中方决策多从政治角度考虑，台湾问题和政治影响是中方关注的首要因素，虽然意大利在最后谈判中一度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犹豫，但中方据理力争，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意大利追求的是它经济利益的实现，并不惜为此冒得罪美国的风险。事实证明，意大利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
据统计，仅1965年前7个月，中意贸易额就已经超过5000万美元，超过1964年全年。应当指出的是，中方出口额远远落后于从意进口额。这也提醒我们，在外交领域，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不能完全分割，要在坚守政治原则的同时尽量维护好本国的经济利益，对任何一个因素的忽视都有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