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中，1924年至1927年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运动。为什么这场运动被称为“大”，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肆意搜刮、鱼肉百姓，致使经济萧条、生灵涂炭。顺应全国人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愿望，中国积极推动同中国的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加快了中国的步伐，1924年至1927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运动，人们通常称它为“大”或“国民”。
孙中山最早提出“国民”这个名词，他在1906年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方略》中指出：“前代为英雄，今日为国民。所谓国民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但孙中山所说的“国民”，主要是相对于“英雄”而言，重点在的主体，而不是的任务。此后多年，无人再讲“国民”。直至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在机关报《向导》第2期发表《造国论》，重新提出“国民”，指出：“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他还设计了造国的程序：“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这就赋予“国民”新的政治内容，其中关键一环是“以国民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也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
1923年6月，三大根据当时的局势，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立场和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孙中山和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机关刊物《前锋》第2期发表《中国国民与社会各阶级》，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才能够依群众的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可见，陈独秀在探讨“国民”问题时，已经认识到这场的全国性和群众性，也是笔者所掌握的史料中，最早称之为“大”的。
三大后，的各级组织动员员和青年加入，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动。1924年1月，中国一大召开，对作出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力量，很快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1925年5月，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线，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五卅运动冲破了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长期笼罩的沉闷空气，形成了热气腾腾的景象，标志着大高潮的到来。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合作消灭陈炯明、邓本殷等军阀势力，完成了统一广东根据地的工作，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1926年7月9日，国民军誓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10月全歼吴佩孚部主力，11月歼灭孙传芳部主力，1927年3月开进上海，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但是，在大如火如荼展开时，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不断制造事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政变。江苏、浙江等省随之以“清”为名，大规模捕杀员和群众。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决裂。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合作发动的大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员和群众达31万多人。
一是运动规模大。这场从南到北，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如此浩大的声势，源自这场发动群众广泛，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动。北伐军出发时，广东区委领导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运输、救护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这种场面与辛亥完全不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影响大。经过这场，民主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在大中，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也使工人阶级得到了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动迅猛发展，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为后来中国领导土地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三是的发展大。大开始后，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登上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风浪中接受锻炼。广大员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国民军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使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空前提高。到1927年，已经从建时只有50多名员的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
四是经验教训大。大的失败，使中国和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不但要建立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开始懂得掌握武装，坚持武装斗争，以及进行土地，充分发动农民，扩大力量的重要性。
以上表明，大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这场失败了的，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的一次伟大的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