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波，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拥有25年的从业经验，2月7日作为山东第五批援湖北医疗队、齐鲁医院国家紧急救援队成员前往湖北武汉，支援一线人中一眼看到儿子的老母亲
“明天科里有个小孩要去武汉，我去送送她。”2月6日晚上9点左右，吴剑波和回到家中的妻子吕艺说，话还没说完，手机响了，电话另一头的院领导告诉吴剑波，他也要作为医疗队成员前往湖北武汉支援那里的医院。
“当时我儿子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已经走了。”吕艺回忆，接到电话后她就往家里赶，在单元楼下与更心急的吴剑波碰面他把行李箱等所有带的东西都预先搬下楼。“当时没想那么多，就地打开行李箱把能放的都放进去，然后就骑上电动车往医院赶，11点儿子再打电话给我才想起来家里还有个娃。”
2月7日下午，131名来自齐鲁医院各科室的中坚力量齐聚济南遥墙机场，他们将作为山东第五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奔赴武汉，整建制接管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两个新冠肺炎重症病区。而吴剑波所在的麻醉科总共抽调31人，其中包含3名主任医师和28名护理人员。
，一批批山东医疗队出征的画面不断在电视上播送，在131名身穿统一蓝色外套、白色帽子和口罩的医疗队队员画面中，她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在二儿子吴剑岷的点头中，老人家确信屏幕上那个一闪而过的医疗队队员便是自己的儿子，但老人家并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反而打电话给吴剑波。“她就说我知道你去武汉了，我看电视看到了，你自己要注意安全，没什么问题的。”吴剑波回忆到，这天是他抵达武汉的第三天。
麻醉医生，在大多数人看来，更多的形象是在手术台旁帮助主治医生给患者打一针麻醉让手术能更顺利展开。但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麻醉医生的身影总是随处可见的。危重症患者抢救、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无痛镇静等等，全过程都需要麻醉医生的参与。
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即使是当中很小一部分的气管插管也充满危险。主任医师12小时的值班长度、三级防护下给病人气管插管、大大小小的胃管营养管、“体外肝”“体外肾”会诊确定治疗方案、病例讨论从抵达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后，他们并没有太多喘息的机会，所幸有惊无险。
“当时大家都没想到，取栓完会出现大面积颅内出血，本地的医院就要放弃治疗了，我们就想不能。”二哥吴剑岷告诉闪电新闻记者，经过协调处理，第二天齐鲁医院的救护车便从济南特地赶过来，还随车准备了急救团队防止意外，“当天晚上7点就躺到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
面对噩耗，不同人有不同的调解方式。对于还在900公里外武汉疫情一线上吴剑波来说，最困难的还是从医院返回驻地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当时是很痛苦的，强迫自己去努力地工作，自己难受的时候，会大哭一场，冲着家的方向
“母亲生我养我，最后没在她身边，确实是非常遗憾。自己作为一个医生没有去救治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母亲生病的时候无能为力，也是一种遗憾。”吴剑波说。
在齐鲁医院接管的病区中，共收治了162名重症患者，没有一例转为危重症患者，但作为医生，吴剑波为那些在疫情期间去世的其他基础病患者感到深深地惋惜。同样的情绪，在17年前他也品尝过，2003年，“非典”肆虐，当时正在济南传染病医院值班的吴剑波，收到了父亲癌症晚期的消息。
“整整大半年时间，不能请假、不能回家，一直在医院等着。大约等到8、9月份，我父亲疼得受不了才跟我说。”吴剑波说，当时父亲身上发现了肿瘤，怕影响自己工作，一直忍着不说，“带他肿瘤医院看，请了上海、北京的专家会诊，但是没有办法，已经到了晚期。”
父亲去世后的愧疚和自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吴剑波甚至因此大病一场。从病中恢复后的他，便将更多的感情倾向仅剩的母亲，经常往返济南和滨州，去看望母亲，在儿子小之（化名）出生后，他还带着孩子每个月回去见一次母亲。
“也算是见的最后一面，因为疫情原因医院工作紧张只待了一天，走的时候老人家还是和以前一样，站在二楼的窗口目送我的车离开，还是和平时一样叮嘱我多吃一些、注意安全。”吴剑波说，“没有在身边去陪伴他们最后一场，确实是一辈子的遗憾，但说实话也不后悔，因为我去武汉抗击疫情，母亲感到很骄傲，作为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们自身的职责。”
4月25日这天，在结束了从武汉返回的14天集中修整和数天居家自我观察隔离，吴剑波带着妻子和儿子踏上了返回老家滨州阳信的路，这天是他母亲去世一个月。从吴剑波儿时住所出发，在村子的水泥路上拐几个弯便能看到的一片绿油油的麦田，这片麦田是吴家的田，田地中间便是他母亲安葬的地方，这里还有吴剑波的父亲和其他去世的吴家长辈。
在自家绿油油的麦田里，吴剑波无声地把额头贴在膝盖前的土地上，身子压得极低，被只有半米高的麦子彻底掩住，在他身前一米远是他已经过世一个月的母亲的墓。他把脸藏在双手中、低着头，久久不肯起身，偶尔传出一声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