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以及沈从文、柯灵等人信件日前大规模面世，引起收藏界强烈关注。这批手稿主要为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其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透露出钱钟书真实的思想心态。钱钟书手稿如此大规模公之于世尚属首次。
据厦门大学教授谢泳介绍，这批手稿中最有价值的为书信，时间从1979年到1991年。当时李国强主编《广角镜》月刊，邀请钱钟书撰稿，并先后在香港出版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钱钟书的《也是集》，因此存有钱钟书的大量书信手稿。
一是体现出改革开放初期，钱钟书渴望获取西方学术资料，同时让外界了解中国学者研究状况的心态。在书信中，有大量内容是钱钟书将在香港刊发文章所得稿费，托存李国强处，用以购买书籍。如1980年一函中，谈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所付稿酬港币一万元：“弟即函刘，请其收该款交兄代存。如渠已照办，望便中赐字，弟又可讬购较昂贵之西籍数种矣。”在香港出版《也是集》前夕，钱钟书于1984年的一封信中写到：“今适逢‘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之时，未可示人以不广，拟亦请兄于《也是集》出版后，代送一册（此处指送给余光中——编者注）。许君礼平处亦须送一册（中文大学：宋淇、陈方正、余光中、许礼平；港大：陈耀南、杜维运、黎活仁；其他：饶宗颐、高继标、冯女士及贵社黄先生）。”
二是透露出钱钟书对历史和学人的一些真实态度。如当时《广角镜》刊登了秦德君回忆茅盾的文章，钱钟书看到后很感叹，于1985年的信中写道：“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即胜利之一种方式。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应指社科院文学所刘再复、林非所著《鲁迅传》——编者注），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1981年的信中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曾写道：“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杨宪益与戴乃迭——编者注），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在为《广角镜》杂志推荐采访对象时，在信中写道：“先暂定五人：俞平伯、吕叔湘、朱光潜、杨荫浏（中国音乐史创始者）、夏承焘；皆海外闻名而报导不多者，且‘江湖气’较少。”
三是信中字里行间表露出钱钟书的一些价值判断。如在1984年的一封信中谈到清末著名的《点石斋画报》：“顷奉惠寄《点石斋画报》重印本，惊喜交集。尚忆儿时阅石印线装本，至废寝食，后于镝木清方《日本风俗画大成》第八册中睹月岡芳年、小林永清所画，乃识吴友如辈渊源。”同样是在1984年，钱钟书听说“香港文化代表团”来京，后来知道都是影剧界人士，便在信中写道：“为之废然扫兴，而复哑然失笑，浩然长叹。Culture（文化——编者注）遂与Performing arts（表演艺术——编者注）是一是二，可谓世风不古，雅道沦夷矣。”
四是书信中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特点尽显。1980年收到李国强寄来的双方合影，钱钟书在回信中写道：“愚夫妇头颅如许，面目可憎，与兄嫂一双璧人并列，借光增势，而愈自惭形秽矣！”在1982年的一封信中，钱钟书谈及自己重订《谈艺录》、《人兽鬼》等旧作时说：“村婆子鹤发鸡皮被强作新嫁娘充命妇，不待人笑齿欲冷，己亦笑脸如靴皮也！！！”同年他托友人马力给李国强带去手书，在信中说：“马兄五月初腰缠十万贯坐铁鸟回港时必托其带上。”
除以上这些特点外，由于这些书信都用毛笔书写，笔迹灵动潇洒，从中也可窥见钱钟书的书法造诣。钱钟书的书法落笔奇伟，姿态百变。在《管锥编》中，将书法艺术研究和学术探讨融为一体，对书法源流、书家品评、世风政俗对书法界的影响、文学和书法的细节考辨等等，都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据悉，这批手稿将于6月1日在现代文学馆展出，6月22日将委托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专场拍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以书信代替著作的传统，文人士子将信件的来往看作是一种表达思想、讨论学术的重要方式。所以信件不是闲聊家常，而是严格地按照著作的形式去传达学术理念。此外，作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他人的评价往往在自己的正式著作中不曾提及，但是在书信中便可以直抒胸臆。因此书信蕴含着文化、思想、书法等多重价值。这批钱钟书书信手稿放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具文化价值。（本报记者 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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