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当人们的生活圈子非常小的时候，大家能够从你的生活轨迹上了解和判断你的个人及社会关系。人们甚至不知道一位女性的名字，但却对她的社会身份如数家珍。比如某妇女就是谁的老婆谁的妈谁的三婶谁的舅娘……但当商品交易越来越繁荣，社会生活越来广阔，我们无法了解任意一个人的身份或者判定他的诚信，别人对我们也一样。
公共服务由此诞生。社会成立公共机构来进行个人的界定，从而减少社会中私人个体和机构间不断互相证明的高损耗。
一个人的母亲病逝，他想去银行取款，不但需要关于母亲和他自己的证明，还需要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签署同意。
或者你把非法财产偷偷转移到侄子名下规避反腐直接亲属关系的调查。那难道不等于是侵犯大众的权利？
社会中人人都希望能够保证自身权利并将之最大化。然而，个人权利扩展很可能是以削弱他人权利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权利最大化必须在全社会共同的、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来实现。我们必须以部分权利作为让渡。
但个人无法总体管理和平衡这种让渡，所以需要公权力。我们对公权力的让渡，实质上是通过公权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进行了权利的互相让渡。大家在公权力的规划和强制下，共同遵守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边界。这就是社会秩序。
“证明”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本质和积累在公共部门的存放，由于我们不能够随时携带和展现，就由公共机构出示一份简化的“结论”。“办证明”是为了提高生活中的效率。
个人“材料”存在于各级行政部门，其“证明”过程天然有被动性。个人的任务是“坐车”，按照路线图，搭乘、转乘以达到目的地，但他没法自己“修路”。各种行政机关或政策的衔接，都是其自身的工作范畴，个人无能力也无责任参与。与此同时，特别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都是为了整体社会的公平正义所用，所以无论哪种原因，任何把个人加入公共流程的方式都是对社会总体效率的降低。
行政部门应当对于所需办理的“事项”设计出逻辑严密、次序清晰、分责明确的“证明”程序，并进行主动、全流程的管理。正是因为要保持运行高效，才需要有公共机构来集成式的为个人提供服务机制。
分责不清。谁盖章？部门互相推诿。有时候一个未婚证明，公安、档案、户口、单位、民政都有那么点关系，但都说自己不能证明。
场景一般如此：“不能办，需要**部门的章！”“**部门说已经不开这种证明了。”“那你去叫它开个证明说它们不再开这种证明了！！”“……”
只在哲学意义上有可能。主要问题是不能对接。有些部门合并、撤销、职能改变，但规章制度并未履新，所需“材料”依旧；或上级单位已改规，下级单位却未与之统一；还有地区间改革差异大，“证明”方式不一致等。
市场的感受既敏感又有延时性，消费者或不明白企业运营，但终端对产品体验都是不好用、费用高、效率低时，供应端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但很多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变革，更多的，是随着国家地位和战略变化而来的治理思路的变化。当一个国家还没有那么大时，为了获得地位，往往更加需要“集中力量”在“大事”上。但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大时，除了“大事”，“小事”也变得至关重要。
大国需要什么？需要内生活力。国家治理需要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降低社会成本、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效率，只有提供这种环境，个人才会有动力，每个人都追求更好，国家整体才能发展好。
大国需要什么？需要一种全社会坚信不疑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建立在幸福的确定性上的。在公共决策、公共运营、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是真正彰显国家价值观的最佳时机、最佳方式。而在这些最为微末的地方，这些能力的综合，也才是价值观的真正凝聚和体现。
大国需要什么？需要均衡的治理能力。大国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过于强调集体，可能会陷入极端民族主义。过于专注个体，可能会在民粹主义的困境中无法自拔。当今许多国家都面临这种尴尬。公权力应如何自处，在自律的基础上又能够保证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公共决策和服务是衡量治理能力的标准。
治理能力强大才说明国家有能力处理瞬息万变的内外部关系，有能力制定有广阔度和纵深度的战略，有能力带领一国人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不久前的“十三五”规划意见稿中，不仅有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再定位，也有对于目前群众生活最为关心关切的一切“小事”的再梳理。这充分说明，高层决策者已经对于大国崛起是由上至下、又由底层至顶层一以贯之的系统性工程有了很深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
但或许在整个社会的其它公共决策层，这种共识的建立尚且不够。对于“大国”的恢弘期冀有余，而对于“大国”应当如何建立的着手点思考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