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是二十世纪著名文学家。他的“著名”早期来自与鲁迅论战，结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成了他的“标籤”；后期的“著名”则是凭着他几大卷深具个人风格的散文创作—当然他以一己之力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声誉，但比起前两者来，他的翻译成就就显得颇为“小众”了。
梁实秋与鲁迅的分歧，一是在文学有无阶级性上，一是对翻译的“硬译”认知上。梁实秋留学哈佛大学，是美国“新人文主义”巨擘白璧德的学生，他文艺思想的理论来源，即出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反对“浪漫”，强调“理性”；突出“人性”，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梁实秋自己也做翻译，因此对鲁迅式的“硬译”很不以为然，认为那太“彆扭”。至於他的散文创作，则“风趣中不失仁霭，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篇幅浓缩”，“转折灵动”，文字则“文白融会”，自成一格。
梁实秋“文”中的文学观念和翻译标準是他的一家之言，“文”中的散文创作则是他的文学才华体现──这些都成为梁实秋“文”的实绩。梁实秋自己说文人“所以同於非文人的地方，在於他也是一个人。我们平常说某人是文人，这句话包含两重意义，第一我们承认他是一个人，第二我们承认他对文学事业又肯用心尽力。所以要做文人，先要做人。”
作为“用心尽力於文学的创作或研究或欣赏的”“文人”，梁实秋是很注重“文人有行”的，他说“成为文人的人，也该要有德行。”然而作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战时期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梁实秋却反对陈嘉庚的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而赞成“和平议案”──一种以“和平为救亡图存上策”的论调，以至於“参政会闭幕时，梁实秋甫出会门，被重庆学生百余人包围殴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