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士人心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中国古代社会，探讨影响士人心态的两个主要因素：政治与哲学。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士人心态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关系。首先讨论第一个因素“政治”。学而优则仕，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⑩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中，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中的一员，士与仕、与政治密不可分。阎步克先生对此有清晰而深刻的概括：“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之中，‘士’或‘士大夫’群体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我们着重去观察那些政治——文化性事象之时，就尤其如此。从战国时期‘士’阶层的诞生，此后有两汉之儒生、中古之士族，直到唐、宋、明、清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官僚，尽管其面貌因时代而不断发生着变异，但这一阶层的基本特征，却保持了可观的连续性。就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功能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政治形态，自汉代以启，也可以说特别地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11)需要注意的是，士人固然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反之亦然，政治对于士人心态同样产生深刻影响。
从宏观上看，政治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处(仕隐)矛盾方面。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其主要倾向是积极入世，这集中体现于“三不朽”观。所谓“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2)，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立德”虽然看似最难，但各人修行境界不同，对自我的评判也不同。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深受后世推崇，但翻检《朱子语类》，他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甚至颇多不满；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选择独善其身，放旷自适，并写了大量的闲适诗，对自己的人生方式推崇备至，虽然后世如朱熹、王夫之等人对他多有指责，但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满意度。“立功”即实现政治理想，事实上这是最难的，因为现实中的各种原因，如汉高祖与萧何、唐太宗与魏征、宋神宗与王安石那样的君臣相知只能说是百年一遇。即使是孔子，也曾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之后无功而返。但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立功”的挫折往往促成了“立言”的成功。需要说明的是，儒家的“立言”并不必然指向文艺，而是指向整个思想文化，如孔子在“立功”无果之后，编纂《春秋》《诗经》等典籍。但可以说“立言”之“言”包含了文艺，例如孔子自己就喜好诗歌与音乐，《论语》及其它先秦文献中对此有大量的记载。不仅如此，孔子还亲自为士人确定了具体的人生模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3)论者对此处之“艺”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多有歧见，但如果不去纠缠“艺”的界定问题，而是从士人心态的角度去理解，也许更可以见出文艺对于士人的重要意义。孔子虽然以出仕、从政为士人身份所本然应有的职责，但他同样考虑到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士人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文艺的重要价值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得以彰显。
欧阳修《薛简肃公文集序》中的一段话颇为精要：“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14)这意味着，作为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士人，限于时间、精力，往往在“立功”与“立言”之间难以兼顾，士人之首选当然是“立功”，但在“立功”受挫的情况下，“立言”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华历史上下数千年，古代很多士人在仕途上困厄迍邅，政治上乏善可陈，但却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不幸，却又是美学的幸运。
如果说“立言”与“游于艺”可以视为政治对文艺的宏观影响，那么相关的命题、范畴就可视为政治对文艺的微观影响。如审美趣味上，从汉代的错彩镂金转向南朝的清水芙蓉，从唐三彩的浓烈转向宋代青花瓷的平淡，固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此有深刻影响，这其中当然有政治的影响。较之于汉代的煌煌盛世、铺陈张扬，南朝的气象是狭窄的；较之于唐朝的雄霸天下、万国来朝，宋代的士人心态是内敛的。如此罗列，远非一篇论文所能穷尽，一个常见的现象足以说明政治对审美的具体而微的影响，即中国历史上的贬谪文化。其鼻祖是屈原，屈原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无需赘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15)这种因政治上被贬而产生的“怨”只能诉诸诗文，于是成就了《离骚》《九歌》中那样纷纭变幻的审美意象。再比如著名的唐代诗人王维，少年得志，却因为卷入王室之事，遭玄宗猜忌，郁郁不得志，于是选择了山水田园，其清新淡远的诗句背后同样隐藏着“心悲常欲绝、发乱不能整”(16)的愁苦。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美学史上举不胜举，不妨以柳宗元为例再略作展开。作为中唐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之一，柳宗元在经历了昙花一现般的政治巅峰之后，终生被流放九死一生的烟瘴之地，并最终以四十七的年龄客死他乡。其文学成就很高，无论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古文，还是其幽冷峻峭的诗歌，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其流放湖南永州、广西柳州期间所写的诗文几乎都是一个基调：悲伤欲绝。如著名的《永州八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从古文的成就来说毋庸置疑，但在描述了小石潭的绝佳风景之后，笔调一转，结论是“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而去之”(17)。这些景色如果是王维来写，一定是令人“身世两忘，万念皆寂”(18)；而后来被苏轼高度评价、至今享有盛名的北宋画家宋迪的《潇湘八景图》更是将它们描摹得平淡幽远，充分体现了文人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19)的理想意境。柳宗元之所以如此写，是受到贬谪后的心态所致，诚如其自己所说：“仆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20)“圜土”指狱城，将江山美景作为囚禁犯人的监狱，可见其内心之悲苦绝望。在此心态下，其审美风格可想而知。同样曾遭流放万里之遥的欧阳修可谓柳宗元的后世知音：“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21)在中国古代的体制内，政治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实在太过深入，由此又对美学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