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医学界，抑郁症被称之为抑郁障碍，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若不是审理了这么一起原告是抑郁症患者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我真的以为抑郁症离自己很远，只存在影视剧和新闻报道中。
第一次见陈某，觉得她记忆力不太好，思维飘忽不定，一句话不断重复，整个人看起来呆呆的。陈某称通过亲戚介绍出借款项给黄某，起初几笔借款黄某都能按期足额支付利息，陈某更坚信了资金的安全性，于是把自己的售房款也陆续出借给黄某，2年下来，出借金额达300多万元。去年黄某资金链断裂，迟迟未能还款。陈某担心这些钱“打了水漂”，日思夜想，患上了抑郁症。
“我去找过她很多次，她都说没钱，我甚至在她公司割腕自杀，在她最难的时候，我尽力帮她，现在谁能帮帮我？我只希望法律能还我一个公道”。说着，她把袖子往上一拉，手腕上的刀疤赫然在目。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加重陈某病情，后果不堪设想。和陈某见面的当天晚上，我坐在电脑前查询抑郁症的相关资料，学习如何与抑郁症患者相处。左思右想，调解似乎是这个案件最好的解决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黄某的电话，从双方多年老友关系入手，希望能促成双方调解。黄某态度很好，声称她需要时间对账。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多次拨打黄某电话，得到的仍然是这个回答。我意识到黄某只是在随口应付我，其实并无调解意愿。
通过仔细翻阅卷宗，我发现陈某主张的借款从2017年7月起陆续多笔支付，时间跨度长，借款交付方式杂乱。有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有通过POS刷卡消费的，还有转账到案外人汪某名下的，而由上述款项陆续结算的5份借条亦无法与出借款项的时间、金额一一对应。
我立即联系陈某，试着问她关于POS机刷卡消费以及案外人汪某的情况。陈某告知我，汪某是黄某老公的妹妹，也是黄某的财务，POS机是汪某交给她刷卡，她和黄某之间的借贷事宜全部由汪某一手操办，因为长时间服用抗抑郁药物导致记忆力衰退，她已经无法清晰记得本案的借款和还款情况了。我电话指导陈某申请配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确认通过配偶账户出借款项的债权归属，同时要求陈某尽快提交POS机刷卡消费的凭证。
另一边，我明白此案黄某、汪某必须出庭，否则款项交付以及还款事实难以查清，陈某的债权可能无法全部实现。但当我要求黄某出庭应诉并联系汪某时，黄某称“我现在在妊娠期，不方便出庭，汪某近期有事去杭州了，也没办法去法院，你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说完，黄某就挂了电话。根据之前联系黄某作调解工作的经验，即使再拨过去，黄某答应出庭，也只是口头应付。
次日一早，我在办公室门外听到里面电话响个不停。不好的预感瞬间袭来，我冲进去接起来。电话那头，凄惨的哭声夹杂着喃喃自语：“张法官，我一夜没睡，黄某不接我电话，如果她不肯出庭，案件要怎么审啊，我该怎么办啊？”我立即告知她我会联系黄某要求其出庭，也安慰她即使黄某拒绝出庭，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也可以缺席审理，并叮嘱她好好休息，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参加庭审，这样才能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如果说抑郁症像是一把手枪，黄某拒绝出庭仿佛会成为扣动扳机的瞬间动作。我再次拨通了黄某电话，向她告知了陈某目前的身体状况，从双方多年情谊引导黄某换位思考，并从案件事实、法律后果上作了分析，“出庭应诉是维护你的诉讼权利，如果陈某因为此事再次自残或自杀，后果你是否负担得起？”
我的劝说果然起了效果。庭审当日，黄某委托律师出庭应诉，并把汪某带来协助对账，庭审顺利进行。次日，我即作出判决。收到法院送达的判决书，陈某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后来，陈某给我送来了锦旗，写的是“雷厉风行，正义化身”。其实，法官承办的每一个案件都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我想起聂鲁达的一句诗：“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愿我的职业生涯，能始终以一名法律人最初最诚挚的信仰，对法律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当事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