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他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起草设计。
1917年，韦伯在德国图灵根州的劳恩斯坦城堡参加一场会议。居中是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
1917年11月7日晚上八点，德国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内人头攒动。听众席上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也不乏声名在外的学者精英，他们都在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演讲，而主讲人正是当时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马克斯·韦伯。
当时“一战”已经接近尾声，德国的外交处境日趋窘迫。国内各种思潮的纷争不休，更让德国的年轻人感到迷茫与无助。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位导师，对时下的种种困扰与未来的人生方向给予清晰的答案。
韦伯对于基督新教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母亲的教诲。他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韦伯没有宗教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欠缺宗教共鸣”，但他一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探索和比较世界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响。韦伯在描述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及中国宗教时所展现的超凡的同情和理解，可能源于早年家庭生活中的宗教体验。
由于早年患过脑膜炎，少年时代的韦伯不喜运动却酷爱书本，很快就显示出了智识上的天赋。他在九岁时掌握了拉丁文，十三岁时就写出了两篇历史论文，十五岁时能像大学生一样广泛地摘写读书札记。韦伯在二十五岁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并很快谋得了大学的教职。在三十三岁那年，韦伯就成为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不幸的是，一路平步青云的韦伯很快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1897年，韦伯的父亲离世。在此之前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吵，韦伯对父母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感到忧心，他看不惯父亲对母亲采用的家长式的管束和控制，更是不满于父亲对此专横傲慢的反应。在冲突达到顶点之时，韦伯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子关系。然而父亲的突然离世抹杀了韦伯与父亲和解的可能，使得韦伯一生都伴随着一种无法消弭的罪恶感。这对韦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场精神危机差点摧毁了一位学术天才和思想巨人。在韦伯夫人的回忆中，韦伯对待工作的态度有着禁欲主义的狂热。但在这场变故之后的七年时间里，韦伯时常陷入精神崩溃，完全无法进行学术工作，还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尽管学校多次用带薪休假的方式挽留，韦伯却对自己无力工作而拿了报酬耿耿于怀，最终还是辞去了教职。尽管韦伯在精神恢复之后的16年里完成了大部分流传于世的作品，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新回归熟悉的大学讲台，此时距离他因肺炎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
韦伯的精神疾病有着家庭遗传的背景，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这场精神危机的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韦伯内心的认同与价值冲突。有些韦伯研究学者指出，这种持续的紧张不安可能来源于韦伯无法调和父亲与母亲所对应的不同价值系统。进入大学后的韦伯也一度想拥有父亲那样的男性气概，成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德意志男子：壮实、嗜酒、口叼雪茄，脸上时常留有斗剑的划痕。在韦伯对卡里斯玛型领袖分析中，似乎可以觅得父亲权威形象的身影。
然而，面对普鲁士的尚武精神，面对军方操纵教育机构以“驯服”年轻人的举措，韦伯也是不遗余力地展开抨击。这种沉浸在韦伯理论分析背后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对于受到压迫的普罗大众的同情和关怀，既有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处汲取的精神力量，也有来自他对虔诚信教徒母亲的认同。权威与自由在内心中的紧张关系，很快延展到了韦伯对待德国现实政治走向的态度。
韦伯对德国的认同也有着相似矛盾和紧张。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韦伯曾对德国易北河东岸地区的容克地主经济做过一番详尽的研究。他发现德国东部原本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人口之所以不断减少，正与容克地主的利益相挂钩。他相信这些普鲁士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而普鲁士的中产阶级更是充斥着没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辈。每当韦伯旅行之时，他常常抱怨德意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了，愤怒地说出永远不回来的话。而作为一名普鲁士的军官，德皇威廉二世也时常是他嘲讽和蔑视的对象。
表现在德意志工人和庶民身上的勤奋、克制和奉献自我的精神，却又唤起韦伯内心最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在万国博览会上骄傲地观看德国工艺品所展示的技巧与工艺，他对巴黎街头的德裔裁缝和鞋匠精湛手艺深以为荣。“这种追求效率、实际、‘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韦伯在晚年写道，“正与其他民族的迷醉和做戏形成对比。”
1904年，韦伯从美国之旅回国后不久，德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相比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先后缔结协约，德皇在外交上采取的毫无策略的游移政策，让德国失去了多次结盟的良机。空洞的吹擂、虚张声势的口号与态度上的反复无常，让德国在欧洲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威廉二世，更是成为了国际舆论的嘲笑对象。
忧心国事的韦伯把矛头指向了臃肿而无能的政治结构。德国这套虚假的政治制度根本没有能力有效率地选取负责任的政治领袖，而对于政治上温驯、技术上完美的官僚机器不受限制地扩张权力，也很难找到制衡的力量。韦伯后来在学术上所做的政治分析，根源都在为德国寻找一个负责任的阶层，能够在列强纷争的国际局势中，有能力担负起领导的使命。
一战爆发之际，韦伯正值天命之年。在韦伯看来，一战是各国之间经济与政治的各种敌对凑在一起而造成的结果。如果德国存在“罪过”，就在于不切实际的妄想与作为上的无能。他承认武力是任何政策的最终诉求，同时又痛斥主战派的战争狂热，会给德国带来灾难。他在1915年写道：“每一次的胜利，都让我们更远离和平。这正是目前状况的独特性。”
一战战败之后，韦伯作为专家，代表德国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会议，这是他一生中与政治最为接近的距离。他建议那些被指名的德国战犯主动献出自己的头颅，承担政治错误所带来的后果，甚至与鲁登道夫当面展开辩论。一年之后，面对台下聆听演讲的大学生，韦伯在学理上对这种他所要求坚持的“责任伦理”进行了更为精致的分析。
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如同其他新兴的学科，在内在的学术基础和定义没有明确之前，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很难抑制不断扩展研究范畴的自我倾向。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韦伯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社会学乃至所有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学术划定了研究的界限。任何学问都不可避免有其限制，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对这一理念不断探讨，最终发展出了一套他称之为“价值中立”方法学原则。一名社会科学家只能在事实的领域分析和解释现象，对于政治、艺术、宗教的价值判断，学术应保持缄默。
韦伯晚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清晰地展现了他对这种价值的阐释与践行。“一战”战败之际，德国思想界陷入了混乱的纷争之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和观点逐渐趋于对立和分化。当韦伯在1917年、1918年被两度邀请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之时，台下迷茫的大学生渴望的是一位能够指引前路的精神导师。
韦伯所断言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困境。作为个人，我们相比以往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更多的选择也意味着更多的负担。我们不仅茫然若失，不知如何选择，也不能怨天尤人，必须自行承担抉择的全部后果。作为群体，不同价值间的冲突与对立每天都在撕裂着社会，引发国际冲突。在韦伯离世百年之后，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仍然是思想界乃至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需要回答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