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日本宣布新年号为“令和”。新天皇将于5月1日举行即位仪式，届时新年号正式启用，“平成时代”将成为历史。
若不计入短暂的张勋复辟和伪满傀儡政权（它们不足以代表中国政府），袁世凯的“洪宪”，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公开颁布的最后一个年号；而这个年号，最后未能寿终正寝。
“洪宪”对应的政体，是袁世凯设想的“中华帝国”；“洪宪元年”试图取代的对象，是“民国五年”（1916）。
大意是：众人开会商议，都说应该利用民众“怀念明朝、颠覆清廷”的心理，“绾洪合武”，将新年号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捆绑在一起，于是结合君主立宪之意，拟出了“洪宪”、“宪武”等选项。
清廷文网密布百余年，清军入关时的血腥往事，早已被遗忘和掩埋，一代代知识分子也在战战兢兢中学会了自我审查，很擅长在虐待里发现快感，从奴役中寻出美来，修改“内心的道德律”来和外部世界达成“和解”，是很常见的生存之道。所以，章太炎曾发现，晚清民间流传的《日知录》，删改程度远比官方版本更彻底；钱穆于清末上私塾，听革命党老师说本朝皇帝是满人，竟大吃一惊，回家赶紧询问父亲此说是真是假；进入民国，新政权号召民众剪辫子，但直到1920年代，辫子在中国仍随处可见。
秦制皇权喜好密室政治，着意于营造莫测天威，所以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很少保存年号制定的相关史料。这一点与日本大不相同——自平安时代开始，日本史料不但记录了年号撰拟者的姓名、年号的典故出处，还会将落选的年号也保存下来，供以后参考。
袁世凯改元“洪宪”也是如此，几乎没有直接的史料存世。今人既不知道“洪宪”二字是何人所拟，也不知道“洪宪”之外究竟还有哪些选项提交到了袁世凯的案前；更不可能知道具体的讨论过程。
流传至今的，只有各种来历不明的传言。比如有文章称，袁世凯的两个儿子，袁克定和袁克文，曾经为了年号对垒，袁克定主张“定武”，袁克文要用“文功”：
“在袁世凯称帝前，袁曾就年号问题召‘群臣’聚议，纷说不一。起初主张用‘武’字者居多，他们引‘汉光武’、‘明洪武’为证，认为开创之君，以‘武’为宜：有忠于太子袁云台(克定)一派的，他们认为用‘定武’为年号就很好。但也有主张用‘文’字的。这些人大概属于捧袁的次子寒云(克文)一派的。他们说，项城称帝，俯顺民情，并非以武力平定天下，宜建号‘文功’。两说相持不下，袁氏本人也犹豫难决。”
刘成禺“簿注”的资料来源是市井传言。据他自己讲，袁世凯称帝前后，他闲住在北京城南，“内外骚然，朝野新语，日不暇给，遂所闻所见，随笔记录”，后又得“当代名人良友供给材料”，于是写成《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袁克定与袁克文为了年号对峙，颇似市井文人刻意编排的情节。不过，“洪宪”取自“洪武”+“立宪”，确是当日反袁知识界的普遍看法。民国八年，章太炎给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做序，就断言“洪宪”之“洪”，等于洪武+洪秀全+黎元洪：
“夫力不足者，必营于禨祥小数，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独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氏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压塞之，是以建元洪宪云。”
大意是：只有那些没能力、没底气的人，才会求助于方术这种小道，任用一群奸人，搞出种种神怪之说。袁世凯以“洪宪”为年号，一是与朱元璋的“洪武”挂靠，二是呼应清廷的大敌洪秀全，三是想把“洪”字拿过来压制黎元洪。
1916年2月16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拜访袁世凯。袁告诉芮恩施，自己用“洪宪”作为年号，与朱元璋的“洪武”没有关系：
“于是，他又回来再—·次谈他的功绩。他说，他曾迫使满洲政府颁布宪法。他还谈到为他的统治时期选择‘洪宪’作年号的问题，这个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
按袁的解释，“洪”的意思是洪大、伟大，而非洪武、洪秀全与黎元洪；“洪宪”不是“洪武+立宪”，而是“伟大的宪政时代”。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反袁知识分子对“洪”的理解，袁世凯自己对“宪”的解释，其实并不冲突，二者共同构成了“洪宪”这个年号的全部涵义。在袁的设想里，“洪”可以解做“洪武”，也可以解做“洪大”，所以“洪宪”是一个很讨巧的词，既足可以体现新帝制（中华帝国）取代旧帝制（清廷）所蕴含的“思明覆清”；也能够昭示新帝制（中华帝国）继承了民国所主张的宪政理念。
洪宪之下，国会不成其为国会，政党政治不成其为政党政治，所谓“伟大的宪政时代”，自然只是虚言。
刘成禺/著、宁志荣/点校，《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299~301页。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