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鲁豫有约》的出品方——能量传播（833482.OC）再次接到来自监管机构的问询函，要求其说明营收波动及业务转型情况、部分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情况等。
但是，在挂牌后，能量传播的营业收入不断下滑，甚至出现了亏损的情况，2019年，其全年亏损扩大至1.43亿元。
有接近能量传播的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在上个月的股东大会上，有股东质疑“能量传播挂牌后3年的业绩是全在白干？还是蓄意造假？”
红星资本局发现，在能量传播披露的财务情况中存在多项疑点，甚至被知情人士质疑其是变相转移资金。
6月12日，红星资本局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能量传播的董事会秘书王昕媛，其对多项疑点进行了回应，但对于其中的关键质疑，对方仅表示不便回复。
能量传播是一家视频内容服务提供商，其出品的拳头节目产品有《鲁豫有约》《壹周立波秀》《超级演说家》以及《小崔说 立波秀》等。
从能量传播的知名出品节目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位知名主持人——陈鲁豫和周立波进行运作的。
截至2019年年末，陈鲁豫持有65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3.86%，为第七大股东兼董事。按照能量传播现股价3元/股进行计算，其手中的股份市值大约为1950万元。
而2017年4月，在当时公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中，周立波持有4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2.52%。
但是，到2017年8月公布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周立波的名字在“前十名股东”行列中消失。
6月12日，红星资本局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能量传播的董事会秘书王昕媛，对方称，目前周立波仍然是能量传播的股东，只是不再是前十大股东。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2017年1月，周立波和另一男子Shuang Tang（音译为“唐爽”）在美国长岛被警察逮捕，当时两人被控涉嫌非法持有管制药物、非法持有武器、非法持有罪名。
能量传播成立于2004年，其自然人股东仅有包含唐建在内的2人，后在2010年到2011年期间增资，陈鲁豫和周立波等也在此时进入能量传播的股东行列。
根据披露的经营数据来看，在挂牌前，从2013年到2014年，能量传播的营收收入保持着增长的势头，2013年为2.71亿元，2014年为3.99亿元。
但是，在挂牌后，从2015年的年度报告开始，其营业收入不断下降。尤其是在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营业收入相比同期下降57.05%，净利润更是变为负数，亏损6935万元。
有接近能量传播的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在上个月的股东大会上，有股东质疑“能量传播挂牌后3年的业绩是全在白干？还是蓄意造假？”
对于业绩下滑，能量传播在2018年年报、2019年年报中都表示，主要原因是公司调整业务结构，而且电视栏目（市场）规模和数量都有所下滑。
6月12日，其董事会秘书王昕媛告诉红星资本局，业绩下滑是因为“限薪令”后，传媒行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当红星资本局问及对明星“限薪令”难道不应该是利好作为节目制作方的能量传播时，对方回应称：“不是，我们之前都是做好节目卖给电视台，而现在很多头部电视台都出现了亏损。”
由于监管机构仅要求其将说明材料报送回去、抄送主办券商，但并未要求其公开披露，所以，能量传播的一应回复函目前均无法查看。但是从监管机构的二次问询函中仍可窥见端倪。
在能量传播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出现了一笔预付款项，涉及的公司为北京正大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蛋业”），金额为2550万元，为货款。
而正大蛋业为农产品公司，经营范围为鸡蛋的批发、加工蛋制品等。一家影视节目制作公司为什么和一家农产品公司有了大额的货款往来？
2019年6月，监管机构曾要求能量传播说明该货款涉及的具体业务。据监管机构的二次问询函，当时能量传播回复称：
“正大蛋业以特需富硒鸡蛋价值4000万元的提货权，置换公司因播出《网络演说家》所享有的广告资源。该形式属于广告业务以产品换广告的销售形式。
2017年末相关广告业务尚未确认收入，公司将该项目对应的《网络演说家》成本 2550万元调至预付款项核算，正大公司全部交付产品后确认存货成本。”
这也意味着：正大蛋业以4000万元鸡蛋的提货权置换广告资源，截至能量传播进行回复说明，其尚未全部交付产品。而能量传播已经预付了2550万元的钱款——这笔钱款为该项目对应的《网络演说家》的成本。
对于该事，上述知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能量传播真傻到本来不着急要货，却提前这么久把钱打给别人？更何况，这是与能量传播主营业务完全不相关的销售农产品业务。能量传播想用这些鸡蛋来干什么？难道用来充作财报数字？是否变相转移资金？”
与此同时，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和正大蛋业情况类似的还有一家公司——奥成鸿泽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成鸿泽”）。
单从经营范围上看，两家公司似乎也沾不上边，高达1958万元的预付款为货款，两者究竟进行了什么交易？
红星资本局从前述知情人士处获悉，在股东大会上，有股东就能量传播的财务情况提出了更多的疑点，包括坏账以及不明交易等。
据能量传播披露，截至2019年12月31日，能量传播的应收账款余额为3.03亿元，坏账准备余额为1.74亿元。
与此同时，能量传播一改往次财报中标明欠款方单位的做法，仅以“客户1”“客户2”等字样来代替，让人难以分辨：计提坏账准备的钱究竟是让哪家公司占了便宜。
6月12日，红星资本局问及坏账的具体情况时，王昕媛仅表示，这是按照会计准则实行的，不用上股东会，董事会可以根据准则直接进行相关操作，“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是会计准则让我们这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使用“客户123”的表述前，《2019年半年度报告》曾公布过主要的欠款方，分别是：
北京电视台（6684万元）、上海昶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6600万元）、天津力量传播广告有限公司（3400万元）、北京外企景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191万元）以及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2100万元）。
虽然能量传播未直接公布坏账准备的欠款方名称，但红星资本局对比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发现：
“客户1”的欠款为6600万元，与半年报中的一笔欠款金额一致。这笔欠款的账龄为1-2年、2-3年，所以不是在2019年增加的，疑似是对上海昶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
同样全额进入坏账准备余额的还有一笔3400万元的应收款项、一笔2100万元的应收款项，从金额和账龄上来看，疑似是对天津力量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
让人疑惑的是，对于部分欠款方，能量传播诉诸法律，比如，起诉北京电视台、申请对观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仲裁……但是，从公告上来看，能量传播未对上述三家公司采取任何相关法律措施催收，就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6月12日，王昕媛告诉红星资本局，目前已经对天津力量传播广告有限公司进行起诉，只是没有在网上进行披露。
而对于其他的欠款方，王昕媛向红星资本局表示，需要确认一下是否已经起诉，确认过后会回电告知。但截至发稿，红星资本局尚未收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