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也有不少音乐人在这片看似挤满了工厂制造业的土壤上生存，今年异军突起的蛙池乐队就是其中一员。
蛙池乐队由来自东莞的4个90后年轻人组成，他们的音乐描绘着东莞普通人的生活、工作、爱情，把工厂流水线上的人生状态变成了摇滚乐。
因为贴近真实的歌词和接地气的特质，今年上半年这支乐队被多位乐评人关注，进而成为许多歌迷口中的“宝藏乐队”。
对于不熟悉东莞的人，蛙池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东莞的窗口，将这座岭南城市，通过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初中毕业的暑假，我为了存一笔钱买吉他，就去了我爸的工厂打工，堂姐表哥都在生产线上，每天我们就边聊天边工作。”
毕业之后，依依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工厂里，做的是文职。她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看女工们每天生活的状态。
“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一样，女工们用自己的双手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劳作，我的工具就是电脑键盘和显示器。”
和依依一样，其他乐队成员们也大都有着工厂的背景，或是家里开过厂，或是自己做过流水线月，这首《孔雀》让蛙池进入了一批国内乐评人的视野，进而被许多独立乐迷熟知、喜爱。
这首歌里的人物原型，就来自东莞周屋工业区的女工们——流水线上流转着的岁月，丰满有时，干瘪有时。每个人在平行的生活轨迹里，各自发展着情节，搭建着人生。
“我家附近的厂，因为疫情，都没有什么生意了。而东莞，又是一个外来人口非常多的地方，家乡的亲人们指望着这点钱来生活。”
“妇女们只好打着多份零工，躲在15平方的出租屋里，只有一台悠悠转的电风扇。晚上坐在小店门口看电影，睡前和自己的孩子通个视频，梦里面想着，明天该怎么活着。”
依依说，那里的工厂每年都会从河南输入大量的工人，尤其是春节前的生产时节，工厂甚至会包一辆火车专列，从河南运来大量的临时工，来应对生产旺季。
蛙池乐队的鼓手浩仔也经历过工厂生活。他家里最早做服装批发起家，后来开了厂，结果经营不善，“现在也没在做了”。
“我的家族基本上都是做服装的，做牛仔裤T恤什么的。小时候也去工厂流水线上剪过线头，和那些阿姨打过交道，反正挺有趣的。”
浩仔说，女工们其实也喜欢音乐，会买街边上那些二三十块的小音箱，用来听收音机或是放放自己爱听的歌。
浩仔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去一家厂子里做设计，每天就和工人一起吃饭、上下班。“他们的生活其实挺单调的，就一条线，上班下班吃饭，重复的流水线的工作。”
“他的宿舍和工厂都连在一起，一个小独栋，我上去过，他说他在那个房间里就这样住了36年，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去。我生在广东家在广东，想象不到那种感觉，其实挺奇妙的。”
“但其实东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城市，工厂是真的多，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它。”浩仔说道。
2017年，蛙池在东莞虎门一座物流中心的排练房里成立，玩乐队是他们在周末聚会的方式，四位90后成员有着各自的职业。
当时浩仔和贝斯手三丰刚毕业，都没有工作，就找了这个废弃的小别墅当排练房。每天无所事事在这里泡着，在墙上画画，在废旧的球桌上打乒乓球，“特别快乐，也特别颓。”
一轮春夏秋冬过完，又一年春天来临时，小别墅有了新买家面临拆除。“别墅车库外面有个池塘，里面有好多小蝌蚪。那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小蝌蚪长得很快，变成青蛙全部呱呱跳了出来。”
贝斯手三丰的主业是电影录音师，吉他手迪生则靠乐器培训、教人弹吉他为生。他们都形容说，在东莞玩音乐的状态其实很孤独。
在一个厂房边建起新的排练房Crossroad后，蛙池加上其他几支乐队的成员差不多十个人，每个星期分配使用时间，凑份子供起这个排练房的开销。
吉他手迪生说，对于他们这代年轻人玩音乐，在东莞大部分的家长看来都是不务正业的事，他们更希望孩子早点去干活挣钱。
“现在的孩子对于乐器的看法和老一辈很不一样。以前他们还会说学了就好好学，考个级什么的，现在科技发达，孩子玩的东西多了，对乐器也没兴趣了。”
从成立至今蛙池走过了三年时间，在今年刚刚崭露头角，开始接到各地的演出邀约，在各音乐平台上有了来自全国的歌迷——虽然离大红大紫还差得很远，但至少，蛙池“走”出了东莞。
在中国玩摇滚乐并不是件赚钱的事，对于蛙池的四位成员来说，他们心里非常其实明白，离能放下朝九晚五的工作、全职做乐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到目前为止，乐队成员们还是会平衡好工作和乐队的时间，约在周末排练。在平时工作、生活中，蛙池继续从这个城市的日常里汲取灵感，转化到音乐里，变成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