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出的理由是，与早就已经在安享晚年的30后40后、正在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50后和60后、乃至凭借着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互联网革命，已经“业有所成”的70后不同，80后和90后实在是被时代“亏欠”的一代人——当他们从学校毕业开始找工作时，就赶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Kluth称，这直接导致这代年轻人没有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不得不面临只能打零工和失业的局面，数据也显示这代年轻人工资和存款，也都比50后60后和70后在年轻时要少，这也是在他们选择晚婚晚育，并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一大原因。
而新冠疫情的袭来，在Kluth看来，则进一步加剧80后和90后这代人的困境。这不仅是因为这次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比2008年的金融海啸还要强烈，更因为在政府的防疫措施下，许多需要雇佣零工的酒吧、发廊、餐馆和搬砖的工作都不得不关闭，而这些工作恰恰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这代年轻人为了糊口而选择的工作。
他因此认为，这代年轻人有理由为前途感到焦虑，为现状感到不满——尤其是他们还意识到了50后和60后享受的丰富的退休金，是需要靠身陷困境的他们来支撑的；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高房价，也是这群老一代人给炒上去的；可老一代人享受的公共医保，却是他们这些年轻人无从获取的。
不过在写到这里时，Kluth突然话题一转，开始批判起“社会主义”来，称这些在绝望之下开始倒向社会主义的美国年轻人，并不清楚“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才会被一些“民粹分子”忽悠，把他们拿出的“给富人加税”和“限制房租”等措施当成是“社会主义”。
紧接着，他便提出了一套他认为能解决美国年轻人困境的“指导思想”——古典自由主义，称强调“机会公平”而不是“杀富济贫”的“古典自由主义”才是解决美国年轻人困境，同时又不让他们走入“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道。
这些人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没得救了，什么花言巧语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文章最后提出的那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也不可能不通过“杀富济贫”去实现，所以人们只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消除资本主义这种让权贵掠夺大众的体制。
有人则怀疑这篇文章要么是用“古典自由主义”去偷换“社会主义”的概念，要么就是作者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古典自由主义”是什么，因为不论是全民医保、全民基本工资还是延迟退休，都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更何况那篇文章中本身也潜藏着一种想让美国的50后60后放弃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让利给年轻人的观念，这不就是在变相劝老一代人自己革自己的命，省得被年轻人用更激烈的方式给革了么…。。。
有人干脆给“社会主义”打起广告来，称社会主义能带来公平的机会，公平的医保和公平的住房，还能降低犯罪率，让人口变得聪明，带来一个没有亿万富翁和无家可归的人的社会。所以人们不应该害怕社会主义，应该尝试“社会主义”。
但有人分析说，评论中确实有不少人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想要的应该不是前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北欧的那种“社会民主体制”，是学术上被称为“奥尔多自由主义”的一种，其强调的是通过一个强力且独立于财阀影响的政府，来平衡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限制其掠夺性，一方面给人们创造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
当然，这种将北欧模式误当成“社会主义”的情况在美国一直普遍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杂志也曾刊登过“澄清”文章，强调说美国一些人希望学习的北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并称北欧的那种制度首先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支撑，其次是针对中产阶层的高税负，而且他们的医保也是需要分担和自付的，并不是美国一些羡慕他们的人所以为的“免费”。
但这些文章忽略的一个情况是，即便误认了“社会主义”，这也真实地反映出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现行制度的不满，以及对于一个新制度的渴求。只不过在西方舆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常年“非黑即白”的描述下，那些受够了资本主义的美国年轻人，便认为自己所渴求的是“社会主义”了。
但与对资本主义全无好感，渴望“变天”的那些美国年轻人不同，这群中年人曾经享受过资本主义的辉煌，所以他们寻求改变现状的方式是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工厂机械轰鸣和没有全球化的美国，并选出了承诺能带回这一切的特朗普当了美国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