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整点，收音机里传出几声“滴……”响后，播音员会说上这么一句话：“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点整。”北京时间，统一着跨越5个时区的中国人的作息生活。可你知道吗？北京时间，并不是从北京发出的，它的源头却在陕西。它究竟是怎样被确定的？又是如何能保持随时让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知晓的？
时间是什么？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也有人说，时间就是生命；还有人说，“时间永无止境，因此它代表了永恒”。每个人与时间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班下班，上课下课，需要定点的时间；体育赛事的成绩要以时间为尺度；股市商战则需掌控好时间，伺机行事； “GPS”定位、军事导航、火箭发射等更无法离开精准的时间。
为了知晓时间，人类一直在发明各种各样的计时仪器来测定时间。人们最早是利用太阳的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这被称为太阳钟，比如圭表、日晷；后来又用机械原理设计出了机械钟，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利用流体力学计时，有刻漏、沙漏；一类是采用机械传动结构计时，有浑天仪、水运仪象台等。到今天，人们使用的是非常先进的原子钟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对时间的测量也是越来越精确，公元17年时计时每天会误差10秒，而现在的原子钟，3000万年不差一秒。
随着计时工具的进步，报时方式也在发展。古人用“晨钟暮鼓”报时，现代的城市里会在中心或繁华地带挂个巨大的钟表报时，而现在我们使用的“北京时间”，是用无线电波来传播的。作为中国的时间标准，北京时间“诞生”在1949年。中国横跨五个时区，但依据国际惯例——首都所在时区时间为本国标准时间，我国将北京所在的东八时区（即东经120度的）作为统一标准，并将其命名为北京时间。
这个全国人民都遵守的北京时间，却并非“诞生”在北京，它的源头在陕西，即位于西安临潼的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从车水马龙的西安市中心，向东北方向行驶约30分钟，就进入了有西安东大门之称的临潼区。过临潼区收费站，再往东前行不到10分钟，车在书院东路路北一座院落前停下。远眺公路南侧的骊山，山脊在雾蒙蒙的天色里若隐若现，蜿蜒绮丽。
骊山脚下这个看似寻常的大院，此时在记者眼中显得神秘异常，因为这里正是北京时间的“诞生地”——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作为我国唯一的精准授时机构，它牵动着全国时间同步的神经，跳动着全国精密时间的脉搏。这里完成的是这样一系列任务：用原子钟所得到的守时基准，来产生标准时间——“北京时间”，再通过比对与国际时间协调，通过授时系统向全国进行授时服务。
中心大门保留着上世纪80年代初建时的样子，院内苍松郁郁葱葱，腊梅正吐芬芳，绿化很好，一不留神甚至会把这里当做是疗养院或是干休所。
但当记者步入4层综合主楼内，一切又是另一番景象，综合楼走廊里悬挂着的红色电子表，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除了常规的时、分、秒的显示之外，在“秒”的显示后又多了一位，并且以5进位跳动，也就是说，它的时间显示精确到了0.5秒。虽然是上班时间，但楼内安静异常。有时从某一间办公室推门走出一位工作人员，都穿着白大褂，也给人庄严肃穆之感。
整座大楼最核心的地方，是位于地下室的钟房，通往地下室的台阶还没下几级，手机就已经完全没有了信号。而从踏入地下室，到进入地下钟房，一共要迈过5重门，这越来越增添了记者对这里的好奇。时频基准实验室袁海波博士告诉记者，如果说整个授时中心是“北京时间”的诞生地，那么这个放置了数十台铯原子钟和氢原子钟的地下钟房，就如同孕育“北京时间”的子宫，它以严格的温度、湿度和电磁环境，呵护着这些产生北京时间的原子钟。
伴随袁博士小心翼翼地打开最后一道锁，这些天一直令记者十分好奇的、守时精度能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的原子钟终于展现在眼前——这些四四方方，看起来类似于小机箱的金属盒子，外形没有丝毫特殊之处，只是上面一排有节律闪烁的红色指示灯，显示着它的内部正繁忙工作着。袁博士介绍道，授时中心用来确定和保持我国时间标准的，正是由这样的197台铯原子钟和5台氢原子钟共同完成。
袁博士说： “这是整个中心的宝贝。是它们利用原子非常恒定的跳动来得到北京时间基准，多台原子钟比对则是为了确定最精准时间。”原子钟们被置于墙壁全部覆盖有屏蔽材料的钟房里，除此以外，房里正中还悬挂有专门的仪器用以测量房间的温度与湿度。“它们是极其精密的设备，任何微小的环境的干扰都会影响其准确性。”
临潼的国家授时中心，完成的是北京时间的“守时”工作，即通过原子钟系统，来保持和比对标准时间的产生。而这个时间还必须通过无线电波为用户提供信号，才能让千家万户接收到，这就是“授时”，完成这部分工作的地点却并不在临潼，而是在蒲城的国家授时中心二部（原陕西省天文台）。
蒲城二部位于唐宪宗景陵山脚下的杨庄，它被人称为“时间城”。全国的时间信号正是由这里发播出去的。蒲城二部通过微波来接收临潼“守住”的极高精度的标准时间，并采用长波和短波向全国发布。在全国各地，只要拥有时频接收器，就可以在瞬时接收到发自蒲城的标准时间，然后再用来对准自己的时钟。
虽然蒲城如今仅仅作为时间的发播基地而存在，但在约40年以前，它却是国家授时中心（前身是陕西天文台）的起点，肩挑“守时”与“授时”的双重任务。如今的国家授时中心临潼总部正是从蒲城搬迁而来的。
建国初期，我国的无线电授时系统在上海，租用邮电部“真如国际电讯台”向全国发布国家的时间信号。但无线电覆盖范围有限，从东南一隅发播，难以覆盖全国，因此很多专家建议在国家地图的版图中央，建立一个新的无线电授时台。
从授时中心副主任窦忠口中，这内幕被清晰地还原，“1966年建设国家授时中心落实选址有一个基本原则：一定要处于我国的内陆腹地中心！这样一来发射出的无线电时间信号能够覆盖到全国各地，二来地质条件比较稳定，电磁环境也比较好。因此选址考察组在对符合基本原则的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四省区考察后，将第一视线落在了当时的陕西省武功县杨陵镇，另外，甘肃兰州也‘幸运’进入候选。”
专家在进行研讨后，杨陵被认为“太靠近西安城中，恐不够安全”而被放弃，而考虑到当时的战备需要，台址必须“靠山进洞”，兰州也不符合条件，而且它位于地震多发区。“据说当时的选址组坐着飞机一路往渭北找山，最终选定了陕西省渭南市的蒲城县。”
当地百姓却并不知道国家为何要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大兴土木，用当时参建天文台的老台长漆贯荣的话来说，“连工作人员在乡亲们眼中都是神乎其神的。”也难怪百姓好奇，由于当时涉及国家安全，在蒲城县金帜山上如火如荼展开的工程，却只有一个“326工程”的神秘代号。
1968年10月，蒲城的陕西天文台初见雏形，1970年12月15日，天文台基本竣工，并开始向全国进行短波授时，自此，它承担起了我国标准时间频率产生和发播任务。这也就是如今临潼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的前身。
既然如此，为何后来要将钟房“大本营”迁至临潼呢？窦主任告诉我，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短波发射台之后，长波发射台很快也在蒲城建立，但长波发射台功率非常大，电磁环境不好，会干扰和国际上进行比对的无线电信号收讯，用来‘守时’的原子钟保持的时间基准则要求相当精确，这样，就决定了‘守时’与‘授时’两套系统必然要分离开。”
因此上世纪80年代，陕西天文台本部从蒲城迁址临潼，并且在2001年的时候，被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国家授时中心。
国家授时中心虽然位置稍偏僻，但这里的博士、硕士比比皆是。而30多年前，曾经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高材生、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原陕西天文台老台长漆贯荣，正是在蒲城杨庄这个不为外人知的小地方，度过了自己年华中最好的岁月。
1968年，包括漆台长在内的27名以技术人员身份参建陕西天文台的年轻人，带着对理想的憧憬来到了蒲城，他们之中，除了4名中专生，其他23人，都是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这些知名高校的天文、电子等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在那个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他们却踏上渭北这片陌生的土地。
“我是江苏人，来了以后真是不习惯，尤其是西北干燥的气候，半年都没适应，鼻子总出血，当时住在当地农民家里，睡觉前一定要在床头上放一大瓷缸水，只要一醒，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件事情就是捧着搪瓷缸咕隆咕隆先把一缸水喝下去。而且这里基本每天都吃辣子夹馍、面片汤，一开始真受不了那种辣，后来吃惯了觉得还是蛮香的。”回忆往事，漆老哈哈一笑，丝毫看不出对当年的艰苦生活的埋怨。
由于天文台修建工作完全从零开始，因此一到蒲城，等待他们的并非科研工作，而是成堆的沙子、水泥这类基建材料。“每人就发一双白手套，也没有什么工具，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不管早晚，只要车来了就立即去卸建材，以至于后来条件反射，一看见车来了，根本不用人叫，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去找自己的白手套。”
1970年10月，天文台建筑主体基本成形，天文仪器、原子钟以及短波授时系统一一到位，漆老他们的“白手套生涯”才算结束。虽然40多年生活在陕西，漆老的言谈仍难掩浓重的江苏口音。而当年与漆贯荣一起的那些年轻人里，有一半都在后来的岁月里留了下来。
如今，有200余名科研工作者在授时中心，如漆老那一代人一样，从事着北京时间繁缛的比对、监控、发布，以及对时频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研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