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经济、助灾民、不良贷款应对、网贷平台监管下半年哪个挑战最大?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回答央视新闻《相对论》给出的“部长答题板”提问时说，相互关联，都很重要，都能解决。
郭树清特别强调，网贷平台监管经历了很痛苦的阶段，现在走到根本性的转折，从最多时的五六千家到6月底只有29家在运营，专项整治工作可能年底就会基本结束，转入常规监管。
他同时表示，出借人的资金还有8000多亿没回收，只要有一线希望，会配合公安等部门追查清收，最大程度上偿还出资。
截至2019年12月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相比2018年底减少了732家。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139家，比2019年初下降86%;借贷余额下降75%;出借人数下降80%;借款人数下降62%。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家机构退出。
随着头部平台的相继爆雷，P2P行业最终走向了覆灭。债权理财背后的信用风险，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缓冲垫;在理财领域，草根创业、互联网的轻模式打法走不通。
与P2P一起走向覆灭的，还有高息现金贷。2019年下半年起，借大数据整顿之手，很多为现金贷提供“卖水”服务的数据服务商被查，断了“粮草”，此前屡禁不止的高利贷总算得到根本性缓解。
作为大众心中互联网金融的两大典型代表，P2P和高息现金贷的覆灭，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点。互金行业，走过动荡的青春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3年，余额宝的出现带火了互联网理财，P2P理财从小众走向大众，开始了普惠化之路，与第三方支付一起，成为当时互联网金融最典型的业态。
问题是，P2P的普惠化有个内在的悖论，即资产端的普惠化，对应高风险的借款人;资金端的普惠化，对应的则是追求无风险收益的普罗大众。根据理财产品分级原则，以高风险借款为底层资产的理财产品，是不应无门槛地向大众敞开的，若强行普惠化，自然会引发风险承担与损失担保的问题，偏离信息中介的定位。
2013年之后，P2P平台偏离初心，本息保障成为主流，由平台承担实质性的信用风险。作为创业机构，P2P平台强调轻资产运营，根本没有本息保障的实力，于是，大量逾期出现后，摆在很多P2P平台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关停歇业，要么“拆东墙补西墙”。
借着互联网金融的风口，大批的理财投资者涌向P2P，大量新资金涌入，对平台而言，以资金池的方式“拆东墙补西墙”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很多平台也走上这条路。
一旦开始“拆东墙补西墙”，P2P平台的运营重心就从控制借款人风险变为获得更多投资者资金。为吸引资金，这类P2P平台祭出高息法宝，超高的收益率，把那些真正想走“信息中介”模式的平台挤了出去。
但“拆东墙补西墙”，总是会出问题。2015年上半年，泛亚事件开始发酵，下半年，e租宝事件震惊全国。也是在2015年，互联网金融开始有序纳入监管。这个时候将P2P纳入监管，初衷是推动P2P行业走上规范发展之路，事后看，更多的是加速了P2P行业的崩溃。“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模式，规范和透明必然带来“见光死”。
2018年中，P2P出现第一波爆雷潮，污名化愈发严重。活下来的P2P平台，仍然寄希望于监管备案，终究一场空。2019年7月，陆金所宣布停止网贷业务，被解读为备案终止的信号，而其他一些龙头平台，如拍拍贷等，也都加快资金的B端化，不再对接普通投资者资金，全面转型为助贷平台。
P2P的覆灭，源于商业模式层面的悖论;而现金贷平台的转型，之所以能够突破“低利率定价”与普惠借款人“高风险高成本”的矛盾，靠的则是金融科技的力量。
风控能力的提升，需依赖金融科技。在科技赋能下，风控能力与业务规模同步提升，金融创新发展才变得可持续。所以，2016年之后，行业发展的主旋律从互联网转向金融科技，这并非是改名游戏，而是核心驱动力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