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降落在黎巴嫩贝鲁特的13个月后，曾经是家政工人的埃塞南坐上了飞往加纳的飞机，只带着她身上穿的衣服。
她的第一个雇主已经没收了她带来的大部分财物，第二个雇主强奸并折磨她。六月，在打击劳工剥削的人权组织This Is Lebanon（这是黎巴嫩）的帮助下，29岁的她登上了返国的飞机。
“我不后悔回国的决定，因为我的生活很重要，”埃塞南说。“但实际上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留下的。”
在黎巴嫩，埃塞南为了防止前雇主报复，使用的是化名，她每月挣150英镑，并把这笔钱电汇给家里的三个孩子。但随着新冠病毒在贝鲁特的肆虐和黎巴嫩经济的崩溃，埃塞南的雇主变得更加喜欢虐待员工。像许多其他的家政工人一样，她选择了回家——还有更多的人被迫被驱逐出境。
据政府报道，自3月中旬以来，有3万多名埃塞俄比亚工人重新进入埃塞俄比亚。家政工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在那些归国的难民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还有来自黎巴嫩和约旦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佣工。
他们可能安全到达家乡，但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在飞机着陆后得到解决。许多人将回到没有工作、没有储蓄的状态，并可能面临长期的心理创伤。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工人涌向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寻找报酬更高的工作。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只能成为家政工人。而家政工人的居住身份与他们的工作挂钩。
在许多情况下，没有雇主的同意，她们不能辞职、换工作或离开这个国家，这使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伤害。雇主通常要求工作时间长，提供很少的食物。他们遭受身体和也很正常。
上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数百名本应被驱逐出境的埃塞俄比亚移民被留在沙特阿拉伯的拘留中心，在疾病肆虐的条件下“任由自己腐烂”。
埃塞俄比亚国际移民组织的雨果·格恩斯特说：“妇女经历很多事情。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患有与性别暴力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比如，如果她们因为被强奸而生下孩子，那要从心理问题中恢复就特别困难。”
在埃塞俄比亚，移民组织通常在返回该国时对返回者进行脆弱性筛查。在大流行之前，有需要的人在他们的一个中转中心得到了医疗和咨询支持。现在，移民抵达后必须直接前往全国各地的一个检疫中心，至少一周后才能回家。
一旦安顿下来，根据社交距离规则，女性被要求单独睡在房间里，但她们经常拒绝或要求与与她们一起旅行的女性朋友同睡一张床。“她们不相信晚上会发生什么，”格恩斯特说。
在检疫中心，国际移民组织正在为回返者提供初步心理保健，并为特别脆弱的移徙者（如从贩卖人口的组织中逃离的人）提供转介给当地组织。但在当地国家，心理咨询服务往往很少。人权组织表示，如果得不到支持，这些移徙回家的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移民作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敌意。22岁的费提亚·塞维内在科威特遭到雇主的性骚扰后，6月份辞去了家政工作，但9个月未付的工资也要不回来了。回到埃塞俄比亚后，她的家人很高兴见到她，但担心她在隔离中心呆的时间太长，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们。
即使回家两个月后，她的邻居仍然怀疑她，并有意识地避免和她接触。“他们觉得我病了，”她在电话里说。“我觉得很痛苦。”
没有钱或存款的状态下回家，会带来经济耻辱。这些工人最初出国时，有可能接受了家庭，或者整个社区的资助。
“人们会想：你怎么能去了迪拜这个黄金之城，却一无所有地回来?”打击贩卖人口的非政府组织“肯尼亚追踪”（Trace Kenya）的执行主任保罗·阿德霍奇解释道。“大多数人不会告诉别人他们的经历。如果你陷入抑郁，你会更受羞辱，因为你现在是家庭的负担。”
在肯尼亚，有一个由政府支持的转诊机制来帮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事实上，由15个民间社会组织（包括Trace Kenya）组成的非正式网络“移民工人论坛”经常介入案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住房、医疗援助、心理社会服务和全国工人安全迁移信息等。
阿德霍奇表示，经济赋权对于适当的重新融入当地很重要，但缺乏资金是一个挑战。大多数工人没有工作就回到了已经面临高失业率的国家。疫情爆发几个月后，找到工作的机会看起来特别渺茫。
在抵达加纳几周后，埃塞南开始计划返回中东。她正在与一位经纪人联系，这位经纪人说，如果她能筹到765英镑，他可以带她飞往迪拜。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得到任何心理支持。“我害怕，但必须我得走了。多亏了冠状病毒，加纳已经一无所有。这次我不会有事的，因为我要在餐馆当清洁工，而不是佣人。”
在可能的情况下，Trace Kenya为返回者提供资金，让他们在短期内继续工作，或者在长期内创业。他表示，在该组织去年援助的200多名肯尼亚人中，大约15%得到了经济援助。
在埃塞俄比亚，国际移民组织正在确保移民在隔离期结束后安全返回家园。他们确实支付了进一步的医疗保健、心理社会支持和新商业投资的费用，但这通常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且还要依赖于预算。事实是，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向回国的难民提供高水平的支持。
许多女性只能自己解决问题。以36岁的肯尼亚人瓦努吉为例。两周前，她还在黎巴嫩做家务，每天工作20个小时。她的老板经常把她锁在房间里好几个小时，对她进行口头辱骂。
几个月来，雇主一直对她的请求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支付了回家的机票费用。当她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走下飞机时，一种平静的感觉笼罩着她。
瓦努吉说，自由的感觉很好。但现在她只有380英镑的积蓄，还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又没有工作的希望，一种隐约可见的恐惧感正慢慢地侵蚀着她刚刚获得的平静。
“我有梦想，”她说，她的家在基里尼亚加，一个森林密布的县，位于肯尼亚山脚下。“我原以为我会去黎巴嫩，买块地，为我的孩子们建一所小房子——现在我的梦想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