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规模的结构性剧变再未重演，日本设计师在巴黎时装界偏据一方，一年两季与忠实受众见面。然而一则消息打破了这种平静，日本著名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日前宣布，她的个人品牌Comme des Garçons和关联品牌Junya Watanabe、Noir Kei Ninomiya将不会参加2021春夏巴黎时装周，而是于10月19日至23日通过迷你秀或静态展模式在东京showroom发布新品系列。
1973年，川久保玲在东京创立品牌，并于1981年首次征战巴黎，很快就以时尚破坏者的姿态，获得时尚权威中心巴黎的承认。2017年，川久保玲个人回顾展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使其成为第二位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回顾展的在世时装设计师。
除了个人设计成就之外，川久保玲在当今时装界不可撼动的地位在于，她与丈夫、商业伙伴Adrian Joffe共同建立了一个另类版本的独立奢侈品集团，以及买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
她的徒弟Junya Watanabe以实验性时装建立了自己的忠实消费者，曾担任川久保玲助手的Noir Kei Ninomiya则以高超剪裁技艺著名。此前名声大噪的俄罗斯设计师Gosha Rubchinskiy、Undercover设计师高桥盾等都受到川久保玲的发掘和提携。
这些关联品牌通过Dover Street Market快速打入时尚界，商业通路找到自己的忠实消费者，而Dover Street Market也成为年轻设计师最渴望征服的阵地，因其既象征了来自权威的专业认可，也保证了销量。在巴黎Colette成过去时的全球后买手店时代，Dover Street Market已是罕见维持商业成功的买手店，且后无来者。
可以说，川久保玲的决策不仅关乎一个设计师品牌Comme des Garçons，更关乎品牌近20个产品线、多个孵化品牌，以及一个拥有6家门店的买手店品牌，牵动着众多设计师的命运。
与川久保玲缺席相对的是，在经历了半年停摆后，很多品牌却决心在这一季回归正常。据时尚商业快讯，即将于9月28日揭幕的巴黎时装周共有88场活动，为期9天的时装秀将由日本设计师品牌Mame Kurogouchi开场，Louis Vuitton则于10月6日压轴出场。此外，Dior和Chanel也已确定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举办时装秀，Saint Laurent则将通过线上发布。
一如川久保玲的神秘作风，品牌并没有透露缺席时装周的原因。但如果将川久保玲这次的逆势而行视作一次“暂停”，或许是对其最大的误解。
DSMP由Comme des Garçons全资拥有，它并不拥有其旗下品牌，而是帮助培育原创产品，为其提供法国、葡萄牙和土耳其等地的生产供应链，这些工厂一般用于生产Comme des Garçons的一些产品线。
正如川久保玲和丈夫Adrian Joffe早前所做的事情一样，Dover Street Market不仅在创意上为年轻设计师提供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其打通商业道路。
令人意外的是，Dover Street Market计划将其全权交给上述这七个DSMP旗下品牌，聚焦这些更加年轻的新锐设计师与品牌，通过Comme des Garçons的吸引力为这家新店导流。Adrian Joffe认为，“有必要采取灵活开放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帮助人们。”这对于疫情后的设计师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在Adrian Joffe以巴黎为主战场，帮助年轻设计师相信未来的同时，77岁的川久保玲定居东京，更多地内省自己的创作。日前她在邮件采访中与著名时装评论人Cathy Horyn分享了一些关于创作的最新想法，这也是近年来川久保玲的罕见发声。
这次采访证实，与所谓“缺席”和“暂停”相去甚远的是，川久保玲一刻也停不下来。“我强烈地担心，一旦我从创作工作中休息一刻，我就无法再回到那里，我就无法再前进了。”她写道。
她在邮件中表示，疫情发生后，Comme des Garçons每天都有30%的员工上班，在遵循政府要求的同时维持公司的运转。她每天从清晨开始上班，继续从事创作和处理公司行政事务。“创作意味着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处于何种境地，都要一直寻找新的东西，这就是事实。”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也没有想到这种全球形势会出现。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至今所建立的东西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必须从头再来，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挽回损失。只有重新开始工作才能前进，没有别的办法。”
川久保玲最担心的是，在疫情之后，人们很可能会顺应在自己的舒适区内生活，这会使人们无法前进。”要想创造时尚和艺术，我们需要有一颗反叛心，要和别人不一样，要放飞自我。”她说，“我想做的衣服必须让人去思考、去寻找、去同情、去努力穿。”
她认为，时尚产业之所以脱离稳定的轨道，是因为向拜金主义投降，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大众传媒也被拜金主义所控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忘记了花时间做好东西的价值，忘记了创作新东西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返璞归真。
“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欣赏多样性的时代。我们必须认可并从不同的风格和品味中找到价值：可以不用多想就能穿的简易衣服、低价的衣服、振奋精神的衣服、制服、毒药般的衣服等等。我希望媒体能大力打击对金钱的崇拜，支持多元化的思想和价值观。”
不同于Gucci的Alessandro Michele等设计师通过将时装秀减半来重新找回创作激情的方式，川久保玲一直实行一年两场秀的模式。她在采访中强调，“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稳定的、扎实的生意。”
Adrian Joffe曾指出公司没有高昂的广告费用，也不存在股东压力，并不需要制定年利润大幅上涨的目标。Comme des Garçons也不会遵循时尚奢侈品集团的全球扩张模式，而是将按照自己的步伐进行布局。
与任何一个商业化的奢侈品集团不同，Comme des Garçons始终受到创作本能的驱动，并以己之力为更多人的创造辟出了一个避风港。“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和荒谬。我把这种愤怒的能量投入到创作中。我每天都会生气，每天晚上都会努力工作。这是我现在最起码能做的事情。”
在这篇采访中，川久保玲重申着创新的价值，这也是当下她感到愈发紧迫的原因。在四处弥漫的末世情绪中，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最有可能振奋人心的创作者，因为时尚兼具创意与功能的特殊属性，使它比艺术离日常生活更近，也离人群更近，更能够在危机之中展现韧性。
回想疫情之前的那段平坦时期，人们可能只感到时尚业的贫乏无趣和创意枯竭，反而当危机来临，创意迎来了最被需要的时期。在最艰难的时候，创意就是解药，而川久保玲的存在便是当今年轻设计师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