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玲是我此前在老家县城粮食局下属储备库的同事，她在质检科做检验，我在粮管科做收储工作。2003年单位改制，我俩和许多人一起下了岗。随后，我便开始各种创业、打工，大多以失败告终。她则随其丈夫去了深圳，期间换了几次工作，最后还开过监控设备厂，但也因经营不善关门大吉了。我俩虽天各一方，但依然时常联系。
前几年，李秀玲儿子读高中，她便又回到老家县城陪读，一边在家附近打零工。这年6月，儿子刚高考完，她一刻没停就来省城找工作，在这家食品厂负责人事工作。
她邀请我来上班，当然不是跟她一样坐办公室，毕竟我比她大了十来岁。但李秀玲却说，“在生产车间，一个月3000多，包吃包住，还算轻松的。”继而还安慰我说，“放心，我肯定会照顾你的嘛，何况，你还是大学生啊。”
我当时在老家一个连锁餐饮的中央厨房干过一阵，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2000元出头，听她这么一说，便应承下来。
那天见面后，李秀玲带我穿过厂院，来到对面的公寓楼，“公司在这里租了房子，当职工宿舍，热水器、空调都有。”
我“嗯嗯”点头，电梯到4楼，打开宿舍门，里面有一对中年男女正在聊天。看我们进来，就站起来微笑打招呼。女的看起来也就40出头，五官端正，穿戴时尚，染成微黄色的头发在脑后高高扎起，很文静，名叫何红梅。
房间里有3张双层床，两个下铺都有人了，我便把东西放余下那个下铺——我这个年龄了，爬上爬下的也不方便。
李秀玲邀我到她租的地方坐坐，她家在深圳的厂子垮了之后，老公前两年也在这附近打工，他们住在一起。
我们出来，何红梅也跟了出来，“我不想在内包车间干了，内包是计件的，工作紧张，想换个岗位，到案板上去切菜。”
回到宿舍天色已晚，另一位室友也回来了。相比何红梅，这位室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近1米7的身高，面容姣好，穿着时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名叫李丽。
李丽说自己是68年的，来这里上班有一年了，也是内包车间的，算是老员工了，“同一批来了好多人，就我留下来了。”
公司的重头产品是“调理包”（料理包），其实也就是炒制一些家常菜，比如，宫保鸡丁、肉末茄子、卤肉等等，然后分袋打包冷冻起来，标明保质期，再将这些菜品提供给各个加盟店。加盟店只需要做好米饭，再把这些菜品用微波炉等加热后倒在米饭上，一份快餐就做好了。
加盟店多设在学校附近，顾客也以大学生为主，因此也会跟着学校一起放寒暑假。暑假1个月，8月9日复工，为9月开学做准备。当然，假期期间工人是没有工资的，只有一天15元的生活费。难怪何红梅昨天一直抱怨，自己“才来了一周就放假了”。
我们这一批新人主要是为生产车间招聘的。按顺序，生产车间的工作分为案板车间——负责摘菜、洗菜、切菜，炉子车间——负责配菜、炒菜，内包车间——负责把炒好的菜品按照重量要求分包成小包装，以及外包车间——负责把内包车间包装好的料理包进行冷却、冷冻，然后装箱进冷库（成品库），还有成品库——负责发货去仓库。
“这里面，最轻松的当属成品库，再者，就是仓库，就是收、发各种原材料。我尽量让你去这两处。”新人培训时，李秀玲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我赶忙点头称好，心里美了好一阵。
李秀玲把我带去公司负责人老刘的办公室，跟他介绍说，想让我在成品库当发货员。“年龄有点大。”老刘拿过我的身份证看了一眼。
李秀玲有点尴尬，看了看我不说话了，我心下凉了半截，但嘴上只能说，“没事儿，有什么其他的，先干着吧。”
于是，她让我去配料间。配料间隶属于炉子车间，主要工作是把炒菜需要的辅料、调料按照每锅菜的需要量配备好，炒菜时直接倒入锅里。老刘这才同意了。
进入配料间前，要先经过更衣室，换上全副武装的白色工作服：两层帽子，套头上衣，肥大的裤子，再换上胶鞋，然后通过一个小洗消间，洗手消毒，再通过消毒池进入。
我跟着配料间两个员工一起洗洗涮涮，把工作台、地面好好冲刷刮洗。有几摞半人高的不锈钢盆，大小不一，叠在一起，费好大的劲才能抠开，我们得把它们一一清洗干净。不一会儿时间，汗水就湿透了衣服。配料间靠墙有一个大窗口，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窗口搬运成箱的调味品，非常重。我问一位叫阿苗的老员工，“这里每天都要搬这么多东西吗？”她点点头。
我实在有点担忧，眼泪一下没止住就流了出来。阿苗见状在背后问我，“阿姨是哪里人啊？”连问了3遍我才稍微稳定情绪敷衍她，“北边的”。
内包车间里，一字排开十几张长方形不锈钢台面的工作台。每张台面的两端都各有2组操作工，每组2人，一个人将炒好的菜打出来、在台秤上称好，倒在特制的漏斗里，另一人把包装袋套在漏斗口上接住，一整天便无限重复这样的机械动作。
新来的人手生，打菜慢，经常要加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一看每天工作到那么晚，累得腰酸背疼，而且往后会更辛苦——毕竟，除了第一个月有底薪，往后每个月的工资是完全靠计件——不少人一合计，干不了两天就跑了。
为此，公司也很头疼，这才承诺以后加班不仅有加班费，而且，为了让新员工有适应过程，还规定“凡新来的员工，一周之内17:30下班，不满一个月的员工如遇加班可以19：00下班。一个月以上的老员工要把当天的菜打完收拾好卫生才能下班，18：00后算加班。”
“人多了，就能早下班了。领导还说，谁要再跟新人说加班时间长，是要罚款的。”“资深老员工”李丽说，“但其实在这里干久一点，会有一些额外的补助，比如坚持半年，每个月就会多60元‘工龄工资’，坚持一年，每月多120元，后面逐年递增……”
我们每天6点左右先后起床，轮流使用卫生间。7点左右出宿舍去公司吃饭，7:40前后进到车间里，先义务摘菜，主要就削茄子梗，有时是剥洋葱。
第一次见洗菜员把削好的茄子几筐摞在一起，在上面浇两盆水，就算是洗好了，我多少有些吃惊：“这样怎么能洗干净呢？”
然后就是一天的工作了。中间连喝水的机会都极少有，大家都怕出去上厕所耽误时间。直到午饭，所有人才匆忙换好衣服，上厕所、吃饭一气呵成，快的10来分钟，慢的也不过20分钟。而晚饭，很多人直接选择不吃，直接干到下班。
当然，决定工作量的不仅有时长，还有效率。工作时，比起我们新员工动作的笨拙，老员工都是飞快的。比如李丽，一把打菜的勺子在她手里上下翻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每天，各组打了多少，袋子数都会写在小黑板上，打得多的人不仅收入更多，更是一种荣誉感。有几次，我都看到又烫又辣的菜汁溅在李丽的眼睛里，她也顾不上冲洗，闭着一只眼继续努力。好在她的搭档也十分熟练，两人配合就相对愉快些。
我干了20多天后，宿舍来了一个新人，30多岁，叫平平。刚来第一天，就一直在抱怨自己的搭档。她搭档的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叫张线个儿子，家穷说不上媳妇，想让大儿子给人当上门女婿，成天叫大家有合适的给她介绍介绍。因为腿受过伤，张真灵走路一瘸一拐的，干活也慢，平时谁都不愿意跟她搭档。
第一天打菜时，张真灵倒菜溅到了平平手上，平平当即就站起来把袋子往桌上一扔，直接翻了脸，脸红脖子粗地怪张真灵。张真灵手足无措地站着不知怎么好。班长过来对平平说：“有什么事互相包容一下，这个工作，难免会有菜汤溅到身上”。
这天下班，等我回到宿舍，平平就赶忙拉着我解释说，反正她是干不长的，她之所以跑出来打工是因为她老公打她 ，但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她出来了就没人管孩子了， “烦死了，这一天怎么熬过去啊，真是烦死了！”
这三字是她的口头禅，还会伴着唉声叹气。果然，没两天，平平便趾高气扬地递交了辞职报告，按照规定，上班需要满七天才能递辞职信，平平只好继续念叨着“烦死了”又熬了几天，算账时还跟人事和财务上各吵了一架。
那时离我进车间已临近一个月了，眼见下个月便不再有底薪，一群和我同时入职的新人，纷纷在此时选择离开，包括我的搭档。
此前我还在庆幸，自己和搭档“慢得很有默契”。然而她走了，我也禁不住担心起来，便也萌生了一丝退意。
公司见好不容易招来的人又都要走，终于下定决心，落实了对工资结构的调整，除了新员工第一个月拿保底工资3200元，老员工的工资组成，不再完全以计件算工资，而变成基础工资2320元加计件，另外还有100元满勤奖、不住宿的有100元住房补贴，以及“工龄工资”。
所谓计件的算法，是打一组袋子的菜——200个6元4角，两个搭档平分。一天，正常17:30之前收拾好下班，慢的能打15组左右，快的能打20组左右。一天下来，50块还是能挣到的。
按说，工资改革后，不需要如此拼命，但我俩是搭档，我只能追着她。一段时间后，我的右手因为每天握着勺子不停地打菜，肿得像木杠子那样粗，左手不停地倒菜手腕像骨裂一样疼，每到夜晚，手指都又肿又疼，根本握不到一块去。
在身体和内心备受煎熬地一周结束后，终于又来了一位新人，是我的老乡，速度比我还慢。我主动申请和她一组，两人的计件常常都是倒数，但心情的确好了不少，我觉得也很值了。
9月中旬，宿舍又来了一位新舍友，身材强壮，半躺在何红梅的床上，见我进来，就问我这房间住几个人，我说已经住3个了。
恰好先前李丽有个老乡叫张小勤，也是内包车间的，住在我们隔壁宿舍，因和舍友不和，那天也搬到了我们这里来。
那时外包车间时常人手不够，也会从内包调人过去，老崔被派过去两次。一天上班后，班长又派老崔过去，老崔不肯，班长就绷着脸说：“你不去？我索性把你调到那边去！”
于是老崔真就到外包去了，负责在窗口接封好的袋子。外包车间紧挨着速冻冷库，气温常年偏低，又湿又冷，虽然跟内包车间一墙之隔，但说冰火两重天也并不为过。
入秋后，天气依然燥热，可一进到外包车间，里面的低温瞬间扑面而来，不一会儿就冷了，大家只好靠着不停地干活来取暖。中午下班，再出一身汗，如此一天反复好几次，几天之后，老崔感冒了。发着低烧，咳嗽不停，但仍然坚持干活。一天中午餐厅吃饭，我看到她就着菜汤吞下药片。
她笑说：“小毛病不当事，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不好请假，再说了，请假一天没有工资不说，还要扣掉一个月的满勤奖，太划不来了。”
除了轮流在窗口接袋子，外包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装好袋的料理包通过一个水冷系统初步降温，然后一盒一盒地放在多层架子上，推进速冻室，等菜品冻好之后再装箱入库。
每天重复地把那些装着菜的铁盒子往高架子上放，再把一箱箱的菜搬来搬去，老崔每天晚上回来都说胳膊腿好疼。
她还说，外包车间里有一个30多岁的女工，都干了3年了，由于长期在低温环境中工作，得了关节炎，不得不舍弃了每月几百块的工龄工资辞了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怎么会辞职呢？”
老崔也怕。可为了挣钱也只能坚持干，“在家闲着无聊不说，干着总能挣点钱，挣点钱干什么不好呢？”
每天一大早进到车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封闭的楼内头都不抬，就是偶尔抬头看到的也是灰色的屋顶。等到晚上，一身酸臭味地出来。谁不都是这样？
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哪有什么诗和远方，都是重复机械的动作的劳动机器而已。但，能当机器挣点钱，也是开心的。
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就是大家难得的放松时候——日常生活也没多丰富，吃零食便是必备的项目之一：何红梅拿出自己的饼干，老崔买了苹果，李丽老公给她送来了黄桃，还有我的零食，都摆在一起。
只有张小勤从来都摆着手、坚决拒绝别人给她的零食，只说不喜欢。老崔就说，跟她一起去了几次超市，她什么都不买，一分钱也不花——大概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跟人家交换，所以人家给她的东西她也从来都不要。
一次，张小勤买了几个馒头，坚持让大家吃，馒头已经冷了，很硬，没人吃，只有何红梅说自己喜欢，吃了一个。张小勤还挺不开心，觉得大家都不给她面子。
后来，张小勤又从家里拿来一些挑剩下的带壳瘪花生，说这花生好吃，有甜味。此后每天下班回来，她总会说：“你们吃花生，吃花生！”但大家都也只是应和着，并不伸手。
有次我在某购物平台买了件衣服，李丽问我在哪里买的，我说了，她又问，“那是什么超市？”我跟何红梅都笑了，李丽也要我帮她买，一连买了好几件，啧啧称赞：“这衣服真好，还便宜。”
张小勤听说也要买，坐在上铺说：“老林时尚，会买衣服，咱们高矮差不多，你买什么样的也给我买两件。”
张小勤没有微信，在宿舍说话，大家的话题，她也很少插得上。我让她看看图片喜欢什么样的，她说不用看，“你买啥样的，就给我也买一样的就行”。
有一次，我买了件风衣，张小勤也要一件一样的，买来之后颜色有点不一样，她就不满意，“我不喜欢这样白不拉几的。”
还有一次，我买了两件小西服，张小勤见了，也要我给她买两件一样的，我说不用了，这两件你随便挑。她挑了其中一件，穿了一天，晚上回来后，又对我说：“老林呐，我觉得还是你的那一件合适我，我还是要那一件吧。”我无奈，只好跟她换过来。
过了生产旺季后，晚上都在17点左右就下班了。吃完饭在宿舍休息一会，李丽和何红梅一起去附近跳广场舞，我在房间里打开电脑写文章。到了8点多，李丽回来了，我问何红梅怎么没回来？
“也是啊，从来没听何红梅说过她丈夫的事，有一次我问她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她支支吾吾地说在工地上包工的。”老崔说。
“从来没听她说过她老公，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别的什么事，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问问？”李丽转向我。
何红梅经常很晚才回来，有时天冷，也不知道他们是在路上散步还是怎么的，有时回来都快十二点了。过后，李丽就开玩笑说：“你约会那么晚还不去开房？回来干什么？”
公司的形势真是“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了。每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的日子还没过去多久，到了10月，订单量开始下滑，据老员工说，虽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是淡季，但今年的形势尤其不好。
那个腿有残疾的张真灵，干活不利索，虽然很努力，但还是被率先裁掉了。到了11月，外包的老崔也被裁了——因为她两次上货都上错了。
就在这个时候，业界出了一个轰动的事件，一个同类大型企业被爆出现了质量问题：脏乱差，操作不规范，原材料过期等，被停业整顿、严重惩罚。公司领导为了消除这个事件对我们的负面影响，还邀请各大学的学生代表来公司实地参观了几次。但就算这样，生产形势仍然十分低迷。
裁员的风声越来越紧，大家人人自危，虽然都在嘴上说“裁了就走呗，也不是什么多好的工作，让我走我一刻不停地就走了”，但要是真的被裁掉，也还是挺不好看的。
原本李丽在内包就算打菜比较快的，她看中的是名誉，打得快，脸上就有光。可后来有几次，班长就说她们不复称——为了快不讲准确性，称量不准，还拿着一袋菜在她们的小称上称量，少了一克，并让她们整筐返工。
李丽说班长找茬，但转头又说，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咱们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多数没有什么文化和技术，像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一个月别说能拿到三四千，就是拿到2000多，也不错了。这里虽然偶尔加班，但淡季下班又早，休息时间又多，11月实际才干22天，最少的还能拿到3000出头，已经很不错了。”
“你别看我每天说说笑笑，可是我心里也挺愁，就是儿子都三十岁了，还没有对象，我去跳舞，就是为了开心一下。”
“这有什么愁的？你儿子那么帅，家里有洋楼，快要拆迁了，能赔很多套房子，就是你儿子挑剔罢了。”在宿舍里闲聊时，何红梅这样说。
可李丽不觉得，想到裁员的事，李丽又说：“说不定会裁我，我跟班长好顶嘴，班长不喜欢我，我在哪个地方上班，只要顶头上司是女的，就会找我麻烦。”
班长36岁，身材苗条，高鼻梁柳叶眉，很漂亮，16岁就出来打工，这个公司刚成立就在这里干了。我笑着对李丽说，班长是嫉妒你。李丽更不满了，“我跟她也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她年轻，我跟她也没有什么竞争，她看不惯我干什么呢？”
我知道，虽然表面这么说，但李丽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她是数一数二的快手，怎么会裁她呢？就是裁掉一半，也到不了她头上。
“肯定会裁我了，因为班长已经问我了，她问你以前说过几次要辞职的，你还干不干？我说，我以前是怕干不好。班长不耐烦：你就说你干不干吧！我说，干……”张小勤啰啰嗦嗦说了一堆。
我说：“那肯定要裁我了，我和搭档是最慢的，每天打菜数量都稳稳的倒数第一……”当然，我心里也并不是这么想的。
果然，李丽又说，“不会裁你的，因为人事李秀玲是你朋友，是她让你来的，就是看你朋友的面子也不会裁你的。”
何红梅开了口：“那可能裁我了，上个月为了照顾我妈姨（方言，把妈妈叫妈姨），请了快一个月的假……”那段时间，何红梅年近八旬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姐弟几人都忙、没人侍候，送到养老院后，状况却越来越差，她只得请长假去照顾，“养老院的人哪有那么耐心喂饭擦屎尿的”。
“那也不会，班长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再请假这么长时间，就会被辞退了，如果真要辞退你，她就不会这么跟你说了。”李丽宽慰她道。
这天晚上，李秀玲来宿舍统计柜子的事，让每个人在表格上签字。李丽因为跳广场舞没在宿舍，何红梅没去跳，她代李丽签了字。李秀玲在我床上坐着闲聊一会，她反复地给我指点表格上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李丽。
我这个人天生迟钝，不解其意，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来，难道要裁的人中有一个是李丽？再上班时，我注意到班长的态度，是不是像上次裁人那样，等快到下午下班时，把辞职表直接拿过来，让被辞退的人签字。
有个念头在我头脑中闪现：不如让我替她？反正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工作。但是，不喜欢归不喜欢，不是一个月还能挣3000多块吗？在老家县城，累死累活不过2000——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在李秀玲来宿舍的第二天，总公司来检查，要求称量误差要缩小，由原来的上下浮动7克改为只能高于规定的数字5克。这样一来，大家的速度都慢了下来，下班的时间延后。再加上生产量少让大家双休，多休的4天是没有工资的，这样一个月可以节约几万块的工资钱。
转眼，春节到了，公司放了一个月的假。开工第一天，何红梅过来辞了职，原因是她不得不在家照顾她老年痴呆的母亲，这几个月，老母亲的本来还能走，可很快就已卧床不起了。何红梅很后悔当初把老母亲送到养老院，她说如果自己侍候，母亲的身体就不会这么快恶化了。
她们家姐弟5人讨论来讨论去，只有何红梅最合适侍候老人，她唯一的女儿结婚了，人又脾气好、有耐心，“也是，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姐弟他们，决定每月凑2000块钱给我，作为侍候母亲的补偿。”
4月的一个早晨，李秀玲打了饭跟我坐在对面，表情木然地说：“我已经递交了辞职表，最多干一个月就不干了。”我很是吃惊，我知道她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辞职的。
虽然离李秀玲住处不远，除了刚来那天去过她家一次，后来就没去过，上班也就是吃饭时碰个面，平时交流也不多。那天下班后，我跟她聊了好久，才知道这一年她干得并不顺心，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经常加班到很晚。
这些倒是都能坚持，但让她最难忍的，是公司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厂长觉得我是总经理的人，所以，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在这个厂长手下，不是我的错也是我的错，大会小会批评我、找茬，就想挤兑我走，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工作也不错，至少不要体力劳动，能干还是坚持干。”我劝她。“坚决不干了。”她顿了顿又说，“你该干还干着，回家不是也没事吗？”
也是，我家里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再加上丈夫前年脑出血，虽然经过抢救恢复得不错，但原先的工作也丢了。身体不好、年龄的限制再找工作也难，只能赋闲在家。虽然孩子参加工作几年了，但买房、结婚都有压力，我只要能干得动，还是得坚持干。
何红梅在回家照顾母亲半个月后，她母亲就去世了，她微信中对我说，她又“失业”了。后来，她在附近找了一个公司打工，有时也会回来宿舍坐坐。
对李丽和张小勤来说，这个工作还是很合适的。李丽说要一直干到公司不让她干为止，而张小勤虽然时常使性子说要辞职，可也一直舍不得走。
而我，也依然还在这里，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我的身体已经比我的心更好地适应了这个环境，再没以前那般疼痛了。毕竟，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中年女性而言，这里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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