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网8月28日消息 在不同的时期，贫困的表现完全不同。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长期缺乏衣食住行，贫穷总是与人的生活共存。城市居民或白领工人需要关注贫困问题。因为贫困地区仍有许多人需要帮助，如果他们现在不帮助穷人，以便他们能够过上体面的温饱生活，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社会冲突和更严重的事件。加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今后需要研究的方向。
保险如何为“三区三州”脱贫贡献行业能量，又如何在防止返贫方面发挥独特价值？中国人保近年来大力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资源，着力织密基础服务、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三张网”，兜住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效，用保险保障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保驾护航。
28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甘肃临夏州召开“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中国人保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服务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2020年初，银保监会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银行业保险业扶贫工作力度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实现“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保险机构全覆盖。
2020年以来，中国人保快马加鞭增设县级机构，加大人员、资金投入力度，对机构设置和服务能力进行了大幅度提升。截至目前，公司服务网点覆盖“三区三州”100%的县，覆盖乡镇数量1588个，乡镇覆盖率81%。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大多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但受气候地理条件、资金技术等约束，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有所不足。中国人保着力发挥专业优势，根据“三区三州”各地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因地制宜搭建农业保险扶贫体系，有效助力 “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2020年上半年，集团共在“三区三州”开办农业保险产品424个，是去年同期的1.24倍，因地制宜开发推广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烟叶、藏系羊、牦牛等特色农业保险产品，并开发苹果、红枣、棉花等“保险+期货”等创新型险种，推动农业保险从“保成本、保自然风险”向“保收入、保市场风险”转变。
2020年上半年，在“三区三州”提供农业风险保障312亿元，向21.1万户农户支付赔款3.9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4%。
在甘肃，中国人保向省政府专门呈报了《2018-2020年农业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为全省牛、羊、菜、果、薯、药等六大产业及地方优势农业产业提供政策性保险，累计为近2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约36亿元，受益人群中三分之二是贫困户。在四川凉山，建立起“政府+保险+智慧气象”的现代防雹体系。
作为保险行业唯一具备“保险资金直接支农融资业务”资质的企业，中国人保在提供保险服务的同时，还直接向“三区三州”融资“输血”，截至2020年6月末，累计通过“支农支小”业务向“三区三州”所在的六省投放资金3.5亿元。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困难的贫困户和带贫企业，提供农险保费缴纳减免或延期、支农融资还款延期或展期等支持。充分发挥保险的融资增信功能，在四川，通过开办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累计帮助2.4万名贫困户，撬动脱贫贷款资金7.7亿元，为贫困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贡献了来自保险行业的解决方案。
此外，中国人保还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的优势，加大对贫困地区水电煤气、公路交通、棚户区改造等的投资支持力度，2020年上半年，在“三区三州”所在六省投放债权、股权、信托等各类保险资管产品近250亿元，在银行贷款这条“主路”之外开辟了新的融资路径，为贫困地区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针对贫困人口因病致贫风险等问题，中国人保在深度贫困地区积极构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人保的大病保险业务覆盖“三区三州”118万人，支付赔款330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5%。通过将起付线降低一半或取消起付线个百分点，全面取消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封顶线，切实减轻困难群众的负担。承办扶贫类医疗救助保险项目5个，覆盖16.7万人，支付赔款1090万元。在甘肃甘南，通过不断完善补充医疗、门诊慢特病、长期护理保险等医疗保障体系，使贫困人口医疗补偿比例提高14.69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针对疫情灾情频发有可能导致返贫等风险，中国人保大力推广以防止返贫为主要目标的特色保险产品，以保障“三区三州”贫困户的住房、医疗、教育及饮水安全为核心，把扶贫落实到彻底解决低收入群体意外风险保障问题上，彻底“兜住”、“兜实”脱贫责任。
据统计，2019年至2020年6月，中国人保“防贫保”项目在“三区三州”累计提供风险保障约147亿元，支付赔款约2000万元，助力解决因灾、因病、因升学、因意外等造成的致贫返贫问题，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系牢稳定脱贫“安全带”。
如何摆脱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使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40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制度分工造成的地方负担过轻或过重，待遇差距较大。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救助制度等制度正在从实验性的改革状态向成熟、定型的发展阶段转变。这些系统尚未充分实现减贫和预防贫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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