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版社的老板在书展遇见了法国最好的童书出版社的总编辑，79岁的Arthur，于是请他来指导童书编辑部的工作。豆子与Arthur一起在北京、上海、福建、博洛尼亚和巴黎工作，出差，办工作坊，每当工作或生活上遇到困扰，她都会写长信给他。
初识时，有次Arthur问豆子：“你觉得自己可以当好一个童书编辑吗？”豆子毫不犹豫地点头：“可以。”Arthur问为什么，她试着和他说：“我觉得我对画面的理解，对文本的把握，对故事的理解，对孩子和阅读的理解，让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童书编辑。而且我想要做原创绘本。”
豆子想，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跟她说过。她自己，以前也很少用这么确信的口气讲话。她的外表是那种软萌羞怯的十四岁女孩形象，表面上乖巧听话，看上去很顺从、好欺负的样子。（事实上完全不是。）她甚至希望自己外表上直接长出利齿，不再伪装成和善又合群的小动物。一直到现在，快三十岁了，豆子才认为自己在接近想要的“独立”了：了解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想为其他人做无谓的改变和牺牲。
从一个柔弱被动的小小小孩，怎样走到此时此地，她几乎需要刻意地自闭一下，回想，追溯，才能把这条成长线路连缀起来。
九岁那年暑假。我住在江西爷爷家。偶尔和堂哥堂姐们一起下地去割稻子。很快他们就发现我不擅长干这种活，大家一镰刀可以割下一茬，我只能割下一根。于是留我在晒谷场上看谷子，赶一赶偶尔出现的鸡。
天气很热。有天，一辆汽车沿着田间的路一直开到晒谷场，妈妈从车上下来，戴着墨镜穿着连衣裙。整个晒谷场上的人都在看她。她抓过我的手把我拽上车，手的白和我的黑显出了鲜明的对比。她为这个很生气。
车子开到田边停下。爷爷停下割稻子的手直起腰看着妈妈，又看看她身后不说话的我，说：你来接豆豆啊？妈妈说是。爷爷说好。我躲在她的身后一言不发，就被拽上车离开了。
路过超市的时候，她带我进去买了一些泡面和零食。晚上我跟着她一起坐火车。绿皮火车，车窗可以打开，开二十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出了站到东莞，再换一趟火车才能到深圳。
舅舅们当时在深圳打工，做家乡人惯常的卖眼镜生意。妈妈因为是老师，漫长的暑假可以帮舅舅看店、带小孩，就把我也带上了。爸爸当时也在深圳工作。但他们俩已经分开很久了。他们在师专认识，恋爱，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乡中学，在教师宿舍里结婚，吵架，生孩子，和其他人恋爱，离婚。然后各自离开那个我长大的学校，寻找自己的生活。
在妈妈出现在晒谷场之前，她已经在海南生活了好几年。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过去是妈妈的学生，有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给你妈妈写一封信吧。我乐呵呵就写了。不知道邮编也不知道地址，不知她长什么样子，“想”字不会写，于是用拼音代替。信写好了就交给了老师。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把厚厚的回信交到了我的手上。信里有妈妈的照片，大海，沙滩和椰子树。还有满满一信封的红豆。她在信上教给我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不知道什么叫相思，但那些红豆我都串了起来，戴在手上，脖子上，洗澡时也舍不得摘下。
回来后，妈妈就从安妮宝贝笔下女主角那样的人，变成一个每天骑十多里的自行车去乡中学上课，家里还有一个邋里邋遢拖油瓶的妈妈。
她去相亲，拿着我们的合照。对方答复是：什么都好，就是有个孩子。她又默默把照片收起来，说那算了。
我们租了一段时间房子，又搬去小姨家借住。一直到她攒了些钱，从乡中学调到县城的学校工作，买了一间小公寓。
我的小时候似乎总是这样，跟爷爷奶奶住一段，爸爸回来了就接我一起，没空照顾就请个保姆，要去深圳了就把我交给姑姑。姑姑因为生活费，不想带我了，就开始跟叔叔住，妈妈回来了再把我接走。我觉得妈妈脾气不好，又回了爷爷奶奶家。
那是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我从深圳直接回了爷爷奶奶家。妈妈来接我，我躲在卫生间，把门反锁。爷爷差点把门砸烂，我终于不得不出门，看着她，还是穿着连衣裙化了妆，脸上有预备来接我回家的笑意。我说你太凶了，总是打我，我不想回去了，我想和爷爷奶奶一起住。
今年的大年初一夜晚，我在花莲。爸爸坚持要和我视频，爷爷奶奶也在，我说奶奶新年快乐啊，奶奶说：“你都不回家，你爸爸、阿姨和洋洋都回来了。”说完她就哭了。
这是我第三年在外过春节，26岁在北欧，27岁在日本，28岁在台湾。偶尔会被问“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有点奇怪”，我都想说，习惯了就好了。
如果说最近在人际关系上有什么想达成的，我觉得比较贴切的词是“疏离”。一度我有一种远离大众人群的恐慌，甚至工作也是。去年开始做原创绘本之后，我就不再像刚入行时那样对一切同行都怀抱热忱的渴望交流沟通的心情了。更多时候我只想静静待着，看自己手头上在做的书，希望每一页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画面都可以被读者相信，其他外界的声音我都不想听到。
在工作以前，一个人出来旅游是不可能的。爸爸家、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婆外公家，每年我都要面对潜在的选择题。
我大概没有过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春节的时候，毕竟在我记事前，他们就分开了。爷爷说他们领完离婚证的那年春节，他牵着我去银行取钱。我拉着银行的玻璃门唱歌，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
从台湾回来的时候，爸爸来机场接我。无外乎是抱怨两句，指责我不孝顺。“明年一定要回家过年，陪爷爷奶奶，别让奶奶难过了。”我和他说：“奶奶哭不是因为我。她哭是因为你不懂事。你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导致她的孙女不愿意回家过年。”
爸爸愣了一下。说出这句话时我自己也很惊讶。但我很替自己开心。我终于可以自己做选择，比较准确地和他说出我线
工作一年后，整个人好像钻进一个浑浑噩噩的缝隙：工作是做编剧，写电视剧，准备硬撑着写完手头几集就辞职；和男朋友买了房子打算结婚，可是决定分手。一个人租一间房子住。在杭州没什么朋友，不想吃饭，不想干任何事情，不想活着，也不想死。有几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哭，无休止地哭，连像养一只小动物一样照顾着自己的能力都快没有了。
于是又断断续续画画，画一些我很喜欢的诗人或作者，开了一个小公众号来放它们。第一张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弗里达一副自画像的结合，耳环也换成了笼子——听说墨西哥女人会戴笼子耳环，将萤火虫关在里面，权作珍珠。后来又画了张充和、邱妙津、萧红、穆旦、夏宇、顾城、张枣等等。白天坐在写字楼里的工作室对着电脑写剧本，晚上回家后就在台灯下铺开颜料和笔，画画。
公众号的名字叫“即兴画册”，名字来自安徒生的《即兴诗人》。朋友和陌生人的喜欢与鼓励，对我来说都是浑浑噩噩缝隙里看见的一点光亮，我想抓住它们。
小时候，我没有读过绘本，身边称得上童书的似乎只有安徒生童话和唐诗三百首。再长大一点，才订《儿童文学》和《少儿文艺》。读过的第一本称得上绘本的书，是《月亮忘记了》。后来才知道，2002年，三联绘本馆引进的几米系列，是国内最早引进“绘本”的尝试。——伴随着印刷技术和经济发展，四色图文书市场才得以打开。
当时上小学的我在书店里翻来覆去看，终于下决心买了一本。读了几十遍，封面和内文都破破烂烂了。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很爱它。失去月亮的城市陷入黑暗与冷漠，到处都似乎埋伏着怪兽。男孩抱着他的月亮，坚定地爬上地铁，爬上高楼，爬上每一个昏暗的角落，给城市带来一点点光明。
大二，北师大文学院开儿童文学的选修课。老师是陈晖，研究儿童绘本，地位在现当代文学所里还有些尴尬，因为很多老师觉得“不都是给小孩子的画儿吗，也能算文学”。在她的课上，我看到了《我爸爸》《我妈妈》和《活了一百万次的猫》这样的绘本。
当时的男友Y是学前教育的研究生。他的导师，在北京的胡同里办了四环游戏小组：租了一个小的四合院，由在四环市场摆摊卖菜的家长们轮流值班，在导师和她的研究生们的帮助下，带着那些原本只能待在家里或者在市场里跑来跑去，没办法上正规幼儿园的农民工的孩子们一起游戏、读书。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过去喜欢他的原因。第一次见到他，是社团聚餐。他和我们说在四环时，小孩子们很吵，他会说“大家把手放到左边胸口……像我这样”。孩子们就会安静下来，乖乖地把手放在胸口，一起听心跳的声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一起听了心跳的声音。
四环游戏小组的孩子们在玩《小面具》Y的研究生师门办公室，一整面墙都是日本福音馆（松居直创办的日本最早，也是最好的童书出版社）给四环的孩子们寄来的绘本月刊，上面有他的师门同学贴上的翻译。对我来说，那里也像一个小小的天堂。
本科毕业论文，我试着写儿童绘本，题目是《以兔子为主角的儿童绘本研究》。在蒲蒲兰绘本馆宅了好几天，读了一堆以兔子为主角的绘本。知道了波特小姐和她的彼得兔，米菲，苏珊娜·贝尔纳和小兔卡尔，知道国内也有像画《妹妹的大南瓜》的九儿这样不错的绘本作者。Y带我看熊亮的一些原创绘本，给我推荐松居直的理论书。我去找来了郝广才的《好绘本如何好》，模模糊糊试着从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绘本的叙事和图文结构。还在Y家的天台上养了只兔子，毕业之后就被送走了。
研究生面试时，王安忆老师问我：“你有什么写作计划吗，比如，写一个什么主题的小说？”我下意识地说：“我想写一个绘本故事。”
我其实也还能记得，研究生毕业答辩结束后的闲聊，得知我要去写电视剧剧本时，老师们下意识地惊讶。但当时我觉得，写剧本应该比较挣钱。
2017年初，从工作了两年的编剧工作室辞职。春节我第一次没回家过年，用年终奖去了北欧。去了安徒生长大的欧登赛岛，他的博物馆和他的故居。
她提着一个花盆，盆里有一小颗云杉树。“我要好好地照料它，要小心地保护它。这样它到圣诞节的时候，便会长得大大的，从地上一直伸到天花板，上面挂满了火烛、金黄苹果和各式各样的剪纸。火钵儿暖得像火炉，我从口袋里掏出童话书，高声地读，于是屋子里所有的孩子都静了下来……”
我始终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的感动。我也还记得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陪我长大的书是一本连插图都没有的《安徒生童话》。安徒生是个随身带着剪刀，用剪纸和故事给孩子带来快乐的人。就像顾城诗里说的那样，“但全世界的帝王，也不会比你富有。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这很接近我的愿望。
安徒生童年的旧居在北京的后浪面试时，主编说：“出版行业工资很低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但我满心都是“是童书编辑啦”的喜悦，就这样工作了下来。 租了一个小房间，养了一只猫，每天自己做饭，骑车上下班，和标点符号、的地得、烦琐的出版流程打交道。第一次看见版权页印着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写腰封文案时被书的内容搞哭。
我还记得自己编的第一套绘本，是《大熊的访客》。原版是英国著名的老牌童书出版社Walker。收到他们寄来的样书，书上的标签印着“Believe in picture books”。
2018年开始，一度我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出版业因为它的低收入门槛，过滤了很多想挣钱的人，导致身边的人多少都有种相似的理想主义的可爱。但如果总是以“用爱发电”来要求在出版行业工作的年轻人，爱总有耗尽的时刻。
6月，我在豆瓣给一本童书参考书写了个差评。那本书的编辑是一个在业内挺有资历的中年男人。我们开始了一段持续了半个月的沟通，一开始只是在那个书评的页面下探讨编校标准，然后变成线下见面和豆油。他试着以成年人的姿态教育我应该如何写书评，如何当编辑，如何做人。过程中他恼羞成怒：“你没资格当编辑。我来替你们公司清理门户。”
成年人的话语绕很多弯，想抵达的终点大概是把书评删掉。也不止他一个人让我删掉书评。很多人说删掉就好了，别孩子气。可圆滑或世故，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就是成年人，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看法，哪怕是错的，哪怕会因此付出代价，就叫小孩子气吗？
我没有删掉那篇书评，因此工作与生活受到一些影响，甚至想“大不了辞职算了”。——不辞职是因为手头在做的工作，那是一套我很喜欢的书，《欧赫贝26国幻游记》，我想把它编辑完，送它到印厂，再考虑之后的路。
很多人凭一个最初印象给我贴上“听话”“和善”的标签。我也习惯了不自觉地迎合这样的形象，它更像是一种保护。说是讨好型人格也罢吧，从小我就知道，眼泪和和善是一种示弱，它可以让你得到一些东西。
可如果“当一个成年人”意味着妥协、承担、麻木、虚假、忙碌、正常、社交、麻利、体面、情商高、讨好型人格……我宁愿努力去当一个小孩子、废物、小动物、野兽、怪物。
当童书编辑以后，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很多一样冒着傻气的朋友。年会时一起看《重版出来》，日常生活里最快乐的是填加印单，唯一在乎的，只是想做一些“自己相信的”书。
那之后没多久，老板决定邀请Arthur来指导我们童书部门的工作，一个月的时间，就像在部门里随手一指一样，对我说：你来主要负责Arthur这一个月的工作。
我对Arthur并不能算真的了解，只靠Google得来的一些采访和讯息，知道他在法国一家童书出版社工作了五十多年，做了一些我喜欢的书。
Arthur编辑出版的绘本第一次一起吃晚饭的时候，Arthur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当童书编辑，为什么选择儿童文学？
工作两年半，我对“童书”或“儿童文学”，当然有了很多新的理解。真的面对他的问题时，我才试着倒退回去“总结”我喜欢儿童文学的原因：
我不是觉得不好。只是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倾向于怀疑。对这个世界无解的孤独和难以抵抗的虚无感提出问题。就像佩索阿说的，“那些爱的人从来不知道他们爱什么，或者为什么他们爱，或者爱是什么。”
也给我安慰。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长大成人这件事情上，我缺的课太多了。当我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没有读过绘本，没有人教过我这样的事情，我学会的更多是看大人的神色，适应社会的规则，培养出坚定不移的讨好型人格。
可我爱的那些绘本里的孩子，他们都像小小的英雄，独立、坚强、勇敢，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还愿意努力地守护好它，从来不怕失败与嘲笑。
像《穿毛衣的小镇》里只是爱织毛衣的小女孩。她拼命地织毛衣，给每一个身边的人、动物、镇上的房子都织了毛衣。公爵抢走了她的毛线盒子，却抢不走她的爱，和给身边人带来温暖的决心。《卢利尤伯伯》里，一辈子都在帮助爱书人修复图书的卢利尤伯伯，《青鸟》里，始终在追寻着青鸟的米蒂尔和蒂蒂尔，李欧·李奥尼笔下，那些永远都在追寻自我的小田鼠和小黑鱼。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让我相信“还可以这样生活啊”。
我一直觉得与人沟通很难，建立亲密关系更难。是一些童书在告诉我，什么是理想的朋友、爱人、家庭关系。《小老虎和小熊》《艾特熊和赛娜鼠》《魔女宅急便》《姆咪谷的故事》。
Arthur来了一周，有一次无意中说起：“我觉得豆是一个还不错的编辑。她应该去博洛尼亚看看。她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晚上骑车回家时我想着这句话，居然哭了。我知道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不想那么容易就放弃。
2018年11月，上海童书展。Arthur是嘉宾。我很开心有两日的机会和他独处，也为带他逛书展的任务感到一些压力。他看着窗外似乎是复制粘贴的一样的浦东的楼房，惊讶这里几十年前还是一片荒地。然后他问我：“你到过巴黎吗？”
半年后，2019年4月，博洛尼亚书展结束后，我坐飞机到巴黎。Arthur来机场接我。从戴高乐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借着一个别后重逢的情绪，我告诉Arthur：“在你来公司之前，我已经决定辞职，连下一份活儿都找好了。写两个月剧本。我想攒一点钱，去念个书，比如国外什么学校的绘本MFA，或在国内读个儿童文学的博士。我不是想放弃绘本了，只是想，也许可以换一个方式接近它。”
我说，然后11月，你要回巴黎前的那个礼拜，我就打电话给下一份活儿的负责人，说对不起，我不辞职了，我找到了我想做的事情。
豆子在博洛尼亚书展当童书编辑后，我读了很多的绘本，也疯狂地读所有和绘本相关的理论书。因为想多了解一些小孩子，我还联系了四环的志愿者和老师们，偶尔去四环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绘本故事，判断一本绘本的标准，如何做出一本好的绘本。
五十多年前的巴黎，Arthur刚成立开心学校出版社，开始在法国出版童书，结束了他夹着一本尼采从瑞士山区搭车到巴黎的浪荡生活。他说：“那时，我觉得美国在做全世界最好的童书，就去了纽约学习，在桑达克的引荐下，我见到了厄苏拉。我和她用蹩脚的英语交谈，而且喝了一杯。现在回想起来，这仍然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在见Arthur之前，我刚好读完厄苏拉和童书作者们的书信集《亲爱的天才》。她出版第一本同性恋题材的儿童小说，她是进入哈珀出版社高层的第一位女性，她坚持绘本故事必须发自作者的内心，她可怜巴巴地给桑达克写信，问可不可以把《野兽国》最后一页晚餐的“hot”改成“warm”……最后桑达克还是没有改。
我和Arthur说：“即使是在美国，即使勇敢强大如厄苏拉，她面对的困难还是太多了啊。”Arthur说：“总是很难的。如果简单的话，每个人都去做了，就不需要我们了。”
我想，因为Arthur，我找到了答案，他说：“当我们是真正的小孩子时，父母决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提供给我们肩膀依靠，我们自觉幸福，并且热爱父母。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好奇，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总想去探险。这意味着好奇，有趣和危险。一旦遇到困难，我们又想要回到温暖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一个成年人。当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自己负责，意味着自己做一切的决定，自己决定所有的事情。我要吃什么，我要穿什么，我要学习什么，我要去哪里生活，我要怎样生活，我要和谁一起生活……
从小孩子过渡到成人，很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我们出版的童书，就是为了陪孩子更好地度过这段时间。通过书本，向孩子展示这个他还没来得及掌握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和生活的规则，这帮助他更快地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明白‘生活’究竟是什么。”
我希望孩子们通过绘本了解的这个世界的规则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屈服于这个社会的规则”。我想要作者们都可以“表达自我”，讲述从他们心底长出的故事。这是我觉得自己当编辑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女孩小夏和老虎是最好的伙伴，生活在一座茶山里。他们一起犯了错，把家人做茶叶的把手弄坏了。作者正陷在两种故事结局中。第一版是女孩决定告别老虎，独自坐火车去城里买把手，傍晚她带着把手回来，老虎还坐在车站等她，她们一起回家喝茶。新的一版，是老虎觉得应该跑路，女孩觉得应该向家人承认错误，女孩和老虎一起回家，告诉家人自己做错了。
我说我当然喜欢前一版，女孩告别了老虎，去城里把把手买了回来。甚至，你知道的，在我对故事的想象中，老虎根本不会在站台等她。
Arthur说：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每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和男孩子不一样，她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可以保护她们的、更强大的伙伴，哪怕在她们还是小小小孩的时候。当然，可能现在的你不是这样。
豆子在做的绘本《老虎，别怕》我和他说起我的初恋男友Y。我接触童书，多多少少是因为他。分手的时候我很坚决，现在却常想，搞不好他已经是比较适合我的那个伴侣，但我们却各自走在自己路上了。Arthur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别傻了，豆，你分手当然是对的。分手了，你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才成为现在的你这个样子。你现在很好。
我知道我现在很好，我就是偶尔回头看看，才发现老虎早已经不在了。我也知道再给我一百次机会回头，我们还是会在那个路口分开。
我和Y分手已经五年多了。研一的寒假，我们最后一次吵架，他博士毕业后要回大理工作，而我不想去。几个月后他和登山队的朋友去爬玉珠峰。在营地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能喝了酒，问我：“我们就这样算了吗？”身边有他朋友起哄的声音。他说：“我现在在西宁，住的这家青旅，是你毕业旅行时住过的那家。我在留言本上，还找到了你两年前的留言。”
两年后的杭州，我把自己逼进生活的死角。我知道和我分手后Y抑郁症复发，甚至靠吃药来控制。那时我没有安慰他，而是选择了逃开，甚至责备他的软弱。当我自己面临这样的状态时，也就失去了向别人求救的资格。
正好爸爸决定自驾去西藏。老板批了我一个长假。我们开车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从川藏线转到滇藏线，进云南，开到德钦，在梅里雪山脚下住了一晚。看着梅里雪山时，我想起来这是本来我和Y随口约定一起来的地方，于是鼓足了勇气买了一张明信片，寄到他家的地址。我说不管怎么样，当初分手的时候，我应该更好地告别。希望你现在幸福。
车子开进西藏，我刷朋友圈，正好看到他求婚的消息。在这样强烈的事实提醒下，我才恍然发现，两年来我兜兜转转，而他其实已经走了很远。从拉萨出来再沿着青藏线开，旅行终点刚好是西宁。我去找了当时住的青旅。店主可能从来没有换过留言簿。在我本科毕业旅行时的那条留言下，我看到了Y两年后加上的话。他说：“很遗憾没有一起携手看更多的风景，希望你永不停歇地勇敢走下去，爱你的Y。”
后来在北京，和Arthur第一次一起喝咖啡时，他问我：“你有没有经历过heartbroken？”
我说：“通常都是我觉得一个男孩子挺可爱的，然后我们恋爱了，过段时间觉得根本不合适，就分手了。会难过一段时间，但谈不上受苦，也谈不上heartbroken吧。”
我说，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是否还拥有爱和因之受苦的能力，于是带着这种怀疑去读了柏拉图的《会饮篇》。苏格拉底说，爱是人类在追求美的、而自己并未拥有的事物的过程。
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些荒诞的正经场景，坐在昏暗的吧台，喝着艰涩的espresso，我试着向一个陌生的79岁的法国男人敞开心扉，并且知道可以得到对流和回答。Arthur笑，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和柏拉图那个时代也太不一样了，你不会和一个没见过面的人结婚，你也不会男男之恋。你当然有爱的能力，可能只是需要找到一个真正可爱的男孩子。
巴黎晚餐更熟悉了一些时，我和他无意中说起，夏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去濑户内海旅游。在小豆岛遇见一个男孩子，我们一起走路，聊天，骑自行车。回来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了。Arthur说，听起来真好，你们还会见面吗？我非常坚定地点头，说会的。
我也知道，他有过一段持续几年的日本恋情，和一个日本女人，她带他去冲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每天只要看海，钓鱼，游泳。他说，“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但她很好，小岛也很好，平静悠闲。鱼很好吃。”我们都有些忧伤。我的在于从未开始，他的在于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