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子弟华春堂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矿务局下属的东风矿，成为了分发矿灯的一名女工。在东风矿工作的女工人数稀少，都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来历，各有故事。华春堂努力地经营自己的人生，但恋爱与婚姻仍一波三折，在一切即将圆满之际，却不幸香消玉殒。女工们跟随着时代大潮起伏的生活，充满了人生的苦辣酸甜，与人性的丰富和复杂。
煤埋藏得越深，杂质就越少，煤质就越纯粹，发热量和光明度就越高。煤矿是刘庆邦的文学富矿，他在千千万万中国女工乃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之中，唤醒一代人的记忆，让青春的姿态永存。
地下生煤，地上长庄稼。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表种庄稼。矿区建在山里，与山村互有交叉。煤矿是后建，地盘总是小。农村来历久远，范围总是大。煤矿左突右冲，似乎老也超不出广大农村的包围。矿工用矿灯指出一线光亮，走在井下纵横交错的巷道里，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出得井口稍一眺望，不远处就是农村的庄稼地。地下的煤都是黑的，黑得一成不变。而庄稼刚出苗时都是绿的，一成熟就变成了黄色，黄得遍地流金，浩浩荡荡。
小满过罢，离芒种和端午节就不远了。小满见“三新”，指的是新大麦、新蒜和新茧。新大麦是看到了，新蒜也吃到了，只是作为第三新的茧子很难看到。茧由蚕结，现在的人都不养蚕了，哪里会看得到白银蛋蛋一样的新茧呢！如果说大麦是麦科中老大的话，小麦当是老二。“老大”熟过“老二”熟，大麦一熟，不过三五天，小麦紧接着就熟了。因大麦产量低，脱粒难，磨出的面也有些发黏，不好吃，农人种大麦总是种得很少。小麦与大麦正相反，大麦的缺点到小麦那里都成了优点，小麦产量高，脱粒易，磨出的面粉又细又白。用小麦面蒸出的馒头一捏一弹，吃起来满口麦香。擀成的面条筋筋道道，扯都扯不断。看来世上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好，小了就不好。
成熟的麦香，随着五月的熏风连天波涌，一涌一涌就涌到矿区去了，涌得一浪高过一浪。矿区的人大都从农村而来，不久前才脱下农装，换上工装；放下锄头，拿起镐头，他们与农村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对成熟时节的麦香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们不必特意去想，也不必特意去闻，只要呼吸的通道还开通着，麦香前呼后拥，忽地就扑进他们肺腑里去了。但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哎呀，麦子熟了！是哩是哩，布谷鸟在叫，紫燕在空中掠来掠去，云彩也仿佛被麦子映成了金色，成了祥云。五月的麦香是一种燥香，香气里有一种热腾腾的气息。五月的麦香是带有锋芒的，一如万千麦穗上炸开的麦芒，会给人们的肺腑构成一种刺激。生活在矿区的人们家家烧煤，煤炭燃烧时会散发出浓浓的硫黄味儿，在他们闻来，硫黄味儿也是香的，让他们认为是煤香。相比之下，煤香与麦香差远了，麦香更原始，更浑厚，也更有力量，麦香一来，就把煤的香覆盖住了。受到麦香熏染和刺激的矿区的人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转来转去，似乎在找收割用的镰刀，和下田戴的草帽。
华妈妈在为过端午节做准备。五月里来五端阳，做甜酒，包粽子；缝香包，抹雄黄；艾枝插在门头上，出门就见杏儿黄。趁附近的农村开始割麦，华妈妈去地里捡了一些人家没收净的麦穗，回家用擀面杖在地板上捶出麦粒，下到住在沟底的农家，借用农家院子里的石头碓窑子，舂去麦粒上的麸皮，就成了麦仁。有了新麦胖胖的麦仁，到端阳前夕，就可做甜酒了。在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民谣提示下，华妈妈在每年的端阳节都要做一瓦盆甜酒。她做甜酒做得得心应手，每年的端阳节都会给全家人带来口福，并给下一年的端阳节带来盼头。缝香包，是用五彩布包着草的草末，缝成多种形状，给孩子佩戴，把小臭孩儿变成小香孩儿。抹雄黄呢，是抹在孩子的口鼻处和耳朵眼边，以防夏日里有毒虫侵袭。华妈妈的三个孩子都大了，他们不愿意再戴香包，也拒绝再抹雄黄，这两样可以免去。至于在门头上插艾枝，那是必须的，青艾特殊的气息，代表的是节日的气氛，门头上一插上艾枝艾叶，就表明端阳节到了。湿艾晾干后，至盛夏蚊子猖獗时，可以把艾在室内点燃，驱赶蚊子。目前的问题是，今年的端阳节还要不要包粽子？包粽子所需的大米是有的，小蜜枣是有的，只是缺苇叶。包粽子不能用别的任何叶子代替，只能用苇叶，只有用苇叶包粽子，粽子才有那么一股子清香气，才能吃出端阳节的味道。世上被称为绝配的事物不是很多，苇叶和粽子堪称绝配。苇子是喜水喜湿的植物，只有在水里和湿地里才能生长。而华妈妈所在的矿区处在浅山地带，虽到处都是沟壑，却缺河少湖，缺水少湿，不利于苇子的生长。每年临近端阳节，苇叶在县城有卖，买苇叶只能到县城去买。华妈妈住的地方离县城远一些，走小路十多里，走大路二十多里。小路曲曲弯弯，穿山越沟，都跟羊肠子一样，不好走。大路是煤炭外运的通道，朝天而开，要宽敞一些。宽敞的大路也不是很好走，上坡下坡不说，路上老是有拉煤的卡车呼啸而过，吓得贴边走路的人们仄着一边的膀子，紧张得很，一路都不敢放松。去一趟县城的人，难免会占一些便宜，那就是满头满脸的煤尘。
往年去县城买苇叶，都是由华妈妈的大女儿华冬梅执行。华妈妈的丈夫留下的有一辆男式加重自行车，眼下家里只有华冬梅一个人会骑。这天是星期天，华冬梅不上班，按理说，她骑上车走大路，去一趟县城不是什么难事，一两个钟头就能把苇叶买回来。干苇叶很轻，一把苇叶跟一把鸿毛差不多，不会对华冬梅构成什么负担。可是，华冬梅今年不想去买苇叶了。她习惯把端阳节说成端午节，说谁规定的过端午节非要吃粽子，我看不吃粽子也能过。粽子不就是一个米饭疙瘩嘛，把米饭攥成一个疙瘩一吃不就得了。这是华冬梅说出来的话，她的没说出来的话还有很多。好比她的话是一棵苇子，说出的话只是苇叶，没说出的话才是苇根，苇根要比苇叶多得多，也深得多。在她看来，过端午节的那一套习俗，都是农村兴起的，养成的。农村有苇子、艾草等，可以就地取材包粽子，插艾蒿，是凑热闹的意思，也是苦中作乐的意思。华冬梅没在农村生活过，她一出生就在矿区。她们家的户口是矿区户口，城镇户口。这样的户口还有一个说法，叫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门户里，生活的就是非农业人口。矿区有一个管理机关，叫矿务局，金宝矿务局。矿务局周边建有医院、学校、幼儿园、俱乐部、百货商店、银行、自来水厂、机械修理厂、水泥支架厂，还有粮店、菜店、肉店、理发店、缝纫社等。矿务局虽说还没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没有形成一座城市的规模，但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和做派。以矿务局作依托，华冬梅给自己的定位是城里人。她挣的是工资，领的是粮票和布票，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细布衣，不是城里人是什么！既然是城里人，就要跟农村人拉开距离，在吃的方面，穿的方面，用的方面拉开距离，连说话的口气，走路的姿势，最好都要拉开距离。比如农村人做饭都是烧柴草，村里烧得狼烟动地。城里人做饭都是烧蜂窝煤，早上掀开炉盖，蓝色的火苗不声不响地就长起来了。再比如农村人整个冬季都不洗澡，白皮上面差不多结一层黑皮。城里人每个单位都有澡堂，天天洗澡都可以，人人身上都带着水香。那么在过节方面呢，城里人就不一定跟着农村人的套路走。城里人过五一国际劳动节就可以了，不一定再过什么端午节。就算过端午节，也未必要在门头插艾草，非要吃什么粽子。过端午节跟农村人一个过法，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华妈妈驳不倒大女儿，她不知道中国有个汨罗江，从没听说过屈原，说不出端阳节吃粽子的由来，更说不出是谁规定的。她只知道，五月端阳吃粽子的事，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祖传一祖，一辈传一辈，传得时间长了，就统一了，就成了传统。在华妈妈看来，不管过什么节，都是以吃点什么为标志。比如过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不吃月饼，就不算过中秋节。过端阳节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吃粽子，算什么过端阳节呢。要是不把吃粽子的传统接过来，传下去，传统岂不是中断了嘛！大女儿把粽子说成是米饭疙瘩，这种说法对粽子是贬低的，甚至是冒犯的，华妈妈也不能同意。粽子要用新鲜的苇叶包，里面要包蜜枣，还要用白棉线绳缠好几道。用清水煮熟的粽子，有蜜枣的甜味，还有苇叶的清香味，绝非米饭疙瘩所能比。还有端阳节吃粽子，总能唤起一些回忆，让人想起往人往事。她刚结婚那年，因为家里穷，过端阳节家里只包了两个粽子。她给丈夫吃了一个，另一个她舍不得吃，给丈夫留着，等上夜班下煤窑的丈夫回家后还给丈夫吃。不料，那个粽子被偷吃嘴的老鼠吃掉了。她不舍得吃，老鼠们倒是不客气，把那个粽子吃得一点不剩，只剩下被撕破的苇叶。每想起那件事，她都禁不住心潮涌动，有些眼湿。她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但有端阳在，有记性在，有关于粽子的记号在，她管不住自己的回忆。回忆有时候像做梦，谁都管不住自己的梦，梦信马由缰，一梦就梦远了。不是三千里，就是九万里。
至于今年的端阳节还要不要吃粽子，她这个当妈的说了不算，大女儿说了也不算，还得听一听二女儿华春堂的意见。桃有桃核，菜有菜心，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目前主事的人是华春堂，诸事最后一锤定音的也是华春堂。这事情颇有些稀罕，男主人不在了，当家的怎么就轮到了华春堂呢？从家长角度讲，男家长走了，接着当家的应该是女家长，也就是拥有三个孩子的华妈妈。就算华妈妈不愿当家，或没能力当家，从三个孩子的年龄上排，华冬梅是老大，这个家应该华冬梅当。如果从性别的角度讲，用长远的观点看，也可以像培养接班人一样试着让儿子华根成当家。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当家的却是二女儿华春堂。全家人没有开过会，没有投过票，也没有进行过举手表决，当家人不知不觉间就落到了华春堂头上。国有国政，家有家政，如果当家也算一项行政权力的话，他们家没有进行过角逐，更没有发生过争斗，发言权和决定权像是自然而然就集中在华春堂身上。其实华春堂并不想当家，每次就某件事情表态时她都有些叹气，像是有些无奈。
此时华春堂也在家里，她不声不响地待在那半间小屋里。小屋没装门，门口只挂了一幅毛蓝布上印细瓣白花的布帘子。布帘子隔影不隔音，妈妈和姐姐在外间屋说话，她都听得见。不管妈妈和姐姐说什么，只要妈妈不问到她，她都不插话，不从小屋里走出来。
他们家住的是矿务局统一盖的职工家属房，前后好几排，都是平房，每一排平房里都住着好几户人家。华春堂家住的房子只有一间半，一间大屋，半间小屋。从大屋拐出一小块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小屋窗外贴墙搭起一个棚子，说是盛蜂窝煤，里面却支了一张小床，由华春堂的弟弟住。弟弟说，他成蜂窝煤了。华春堂说，蜂窝煤挺好，可以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爸爸在世时，大屋的双人床属于爸爸和妈妈。大女儿和二女儿睡在半间屋里的那张小床。家庭成员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是在爸爸发生工亡事故之后。这地方的小煤窑，以前都是私人所开。开小煤窑的人没有多少资本，称不上是什么资本家，顶多算是小煤窑主。解放后，所有小煤窑先是公私合营，紧接着就收归国有。由国家管理的煤矿，一开始叫煤炭公司，很快改成了矿务局。因矿井分布在金封县和宝正县两个县境内，两县各取一字，就叫金宝矿务局。金宝矿务局成立之后，华爸爸不在井下挖煤了，调到矿务局医院烧锅炉。在井下挖煤，危险总是多一些。水一重，火一重，矿压一重，瓦斯爆炸又一重，一重更比一层凶，哪一重过不去，都有可能丧命。到医院工作就好多了，不会再遇到像井下那么多的自然灾害，不必每天都提心吊胆。当然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华爸爸在医院里上班，眼前走来走去的都是穿白大褂的医生，就算偶尔生了病，看病也方便些。可谁会想得到呢，医院里冬季取暖用的锅炉发生爆炸，竟把正往炉膛里添煤的华爸爸给炸死了。谁都说不清锅炉爆炸的能量是多大量级，只知道锅炉像一枚巨大的炮弹一样，威力非常之大，把锅炉房的房顶送上了天空不说，还把医院的不少门窗玻璃都震碎了。“炮弹”里装的虽然不是炸药，但里面有沸腾的开水，有压缩性的蒸汽，骤然爆发，恐怕跟炸药也差不多。锅炉的铁皮虽说不是炮弹皮，但铁皮一旦被炸成碎片，跟杀人不眨眼的炮弹皮又有什么两样呢！华爸爸是离“炮弹”最近的受害者，他的惨状就不必说了，说了还不够让人惊悚的。反正矿务局救护队的人在锅炉房的废墟里找了半天，扒拉了半天，才把破碎得不成样子的华师傅找到了。是的，说的是找到了，谁都不敢说找全了。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一级作家。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其短篇小说《鞋》获1997—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