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从来都是中国人民的绕不开的词汇，它时刻拨弄着国人们的神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官方就给人们划分了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阶级等。以至于突破现有阶级历来是我国的普通人民终生的奋斗目标，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几代人的努力。然而，改变阶级的命运，个人的努力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把握住历史的进程所造就的风口。
1962年5月5日，鉴于饥荒的蔓延，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陶铸，直接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当时的珠三角地区，甚至出现过很多，一村一村的人，由村干部带领一起逃港。在广州的番禺沙湾大队，就曾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在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对那时的逃港者而言，那是底层阶级人民在温饱生存线上最后的挣扎。或许当时的他们想象不到，勇敢迈出的那一步，也是改变自身阶级的上升通道。
这个收入差，已经无关个人能力、努力程度，而是完全由历史的进程所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第一次为普通人民开放阶级上升通道。改革开放后，那些打着领带穿着西服回到珠三角地区的港商，多数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尤其东莞地区，有数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到东莞开厂的港商，95%的人都是当年逃港的难民。当年同为最底层阶级的人民，现如今已跨越阶级，成为了爱国华侨、成功人士，回国建设家乡的香港同胞了。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逃港事件，如今看来，是历史为封闭的环境打开了一丝门窗缝隙，让曙光照射了进来。逃港事件也为一部分勇敢的人民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阶级通道的上升风口。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古时候的政治家怕了那些读书人整天瞎想，索性发明了科举制度，给天下读书人打开一个上升通道。一则是笼络了天下有识之士为国家效力；二则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省的这些读书人天天琢磨怎么能不被压迫，不被统治，要自由要民主。
清末民初的时候，科举制度废除。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高等学府开始自主招生。普通人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路变成了：考大学。学校自主招生的好处就是为当时的中国培养出了巨多的精英，大学在当时的中国是货真价实的精英事务。新中国成立后，自主招生的权利被收回，改为统一高考，直到1966年。
1966年6月，著名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在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带领下，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信，情绪激昂地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此前，北京女一中的同学，已经先一步写了主张废除高考的《致毛主席的信》。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致毛主席的信》全部发表，两信发布之后，1966年夏天的高考，即被废止，这一废就是十年。
上大学的资格改为“推荐+批准”的路子，一下子把底层阶级穷苦百姓的上升通道给堵死了。这帮以北京四中孔丹为代表的二代们，完全没有了竞争对手，大学的校门向他们敞开着且只为他们敞开着。比如1973年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一年，王石就脱颖而出，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你说厉不厉害。
1977年，在的指示下，恢复了高考。这一下就把全国上山下乡的青年给活泛起来了。这年下半年，全国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最后根据当时办学条件，录取新生27.3万人，到第二年，录取人数增加到40.2万人。
十年浩劫，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断层，干部年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也为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学习参差不齐、年纪大小不一的年轻大学生们，打开了阶级通道的上升风口。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我们所熟悉的大导演张艺谋、作家刘震云，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如果没有高考，张艺谋可能会在咸阳做一个普通的棉纺工人，直到下岗再就业；如果没有高考，用刘震云自己的话说，可能还在老家搬砖，媳妇都娶不到。
回首想想，当年跟着瞎起哄的著名“白卷英雄”张铁生（毫无背景的农民子弟），最后足足坐了15年的牢；而提议覆灭高考的高中生红二代孔丹却跳过大学直接考上了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如果没有高考，阶级的上升通道将会永远被二代们关上并焊死。好在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为中国底层阶级的人民制造了第二次阶级通道上升的风口。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一个叫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的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他们没有别的目的，他们只是为了吃饱饭。但却是他们用生死状撕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道口子，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此时，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整个80年代，乡镇企业借势崛起。
与上层的阶级权贵不同，华西村的吴仁宝和萧山县的鲁冠球以及大邱庄的禹作敏都是在以乡镇企业的身份进行着资本主义的事情。历来法不责众，何况是一村一乡的共同事业，乡镇企业的身份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保护。实际上他们很早以前就开始设立了资本企业，偷偷摸摸的干了多年。
作为华西村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早在1969年的时候，他就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五金厂。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华西村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口粮。要知道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才2毛。
而在浙江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也已经悄悄度过了10周年的纪念日。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在那个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都要有国家下达指标的年代。鲁冠球厂里生产的一千把犁刀无处销售。后改为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才得以生存下来。到1978年的时候，鲁冠球的工厂已达400多人，年产值300多万。
改革开放让几千年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有了改变阶级的机会。也是改革开放为中国普通人民制造了第三次阶级通道的上升风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级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1992年，已正式告别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二代核心领导人同志，在南巡时，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其中有几条最为重要的，初中政治课本必背的：
1.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邓公的南巡讲话，奠定了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的高速发展，也既定了未来一百年的发展方向，让普通人也有改变阶级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打破了80年代被关系户垄断的倒买倒卖生意，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做生意。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倒买倒卖是一个垄断活，基本属于有官僚亲戚的，比如80年代的王石通过倒买倒卖饲料赚的300万。除了官僚亲戚朋友们大口吃肉外，剩点汤也是被黑社会包圆了。像做点小生意，以及摆地摊、收破烂这种活，都是要么被黑社会包圆了，要么被黑社会收受巨额保护费。
下海经商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制造了第四次阶级通道的上升风口，很多人就是借此风口走向了更高的阶级。比如昨天因“钱是能力的一种证明，月薪比同学少一半，说明生命已浪费一半。”言论而再次被推上热搜的俞敏洪，就是在90年代初借助下海经商的浪潮而走上更高层阶级的。
深圳的华强北，浙江的义乌成就了很多下海经商的普通人。那是一个只要能吃苦，就有机会改变阶级的年代。个中原因其实也挺简单，
”当年7月3日，国务院进一步细化方案，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为核心，宣布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至此，实行近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从政策上退出历史舞台，“市场化”成为住房建设的主题。往后的岁月里，房地产行业开启了一道通往财富自由之路，房价一路飙涨，它跑赢了通胀，跑赢了工资，跑赢了股市。
一个老外带着300万来中国做生意，为了稳定，花了100万买了套房自住，200万用于投资做生意。通过几年不屑的努力，200万终于亏得一分不剩，迫不得已卖房回国，结果净赚1000万。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品类资产价格牛市的机遇，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而改变了财富地位，改变了阶级地位；也同样有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了时代的火车。
这是历史向普通人制造的唯一的一次最快速最安全的上升通道风口。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2013至2015年这期间，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科技园，你可能在任何一家咖啡馆都能碰上穿着土鳖的年轻人，在那动辄谈成百上千万的融资。喝杯咖啡的时间，一不小心就能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为百万富翁；一份漂亮的PPT再配以让梦想窒息的忽悠能力，就可能成就一个百亿富翁。
2014年9月，阿里巴巴以当时全球第一大IPO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场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不仅让马云成为荣登首富宝座，还创造了上万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百万富翁，直接大幅拉升了杭州的房价，直逼缺乏互联网公司的上海。
美团上市，近五万员工中，造就了4614名百万富翁。小米上市，据说工号1000以内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
移动互联网的巨大红利，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第6次阶级通道的上升风口。同时也让富翁更加年轻化和透明化了。
尽管距离中国人合法拥有财富只有短短四十年，但企业家群体已经有了old money和new money之分。应该说，崛起过程原罪较少（但不是没有）、创始人履历透明阳光、基础员工收入高企、企业社会形象健康（当然也有很烂的）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中国new money的代表。
建国七十年的六次阶级跃迁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无论是被迫勇敢迈出的那一步，还是通过合法渠道的高考通道；无论是政策向好所带来的红利，还是受益于行业的快速发展。改变阶级的机会曾与普通人无限接近过，少数人抓住了历史进程的机遇，从而改变了个人及家庭的命运。
诚然，大多数的普通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是没有变化的。普通人改善生活际遇不难，但要改变在社会里的相对位置，几千年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修行。
从历史以往出现的机遇来看，约摸每10-15年，就会出现一次改变阶级的机会，并无限接近普通人。在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的时间里，通过读书，通过奋斗，依然存在向上的通道，尽管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窄了。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永远不要有放弃努力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