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事实上，当下的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往往反映了人们所共享的社会共识与理想。也正是如此，我们从历史中读到的，不仅是过去的事实，也是为了从中审视我们当下的责任，构建未来的希望。
作者从北京城市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亦记载许多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
在当下的中国，推土机正在以个人无法抵抗的力量，在物理上迅速改变着城市和乡村的风貌，同时，也在精神上残暴地摧毁着人们的记忆。从《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到《拾年》，王军目睹北京城拾年来的变化，并以个人化的记录为这些变迁立此存照。它既是一座承载城市历史和命运的纪念碑，为那些被损毁和消逝的风景默哀，同时也是一个守望者沉痛和悲愤的呐喊，为故园的面目全非而痛心疾首。权力和资本可以肆无忌惮，而丑陋和虚假的赝品则无异于破坏者的耻辱柱。
作者以仔细研读了蒋介石的相关言论集以及今年来公布的蒋介石日记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蒋介石传统精神的养成，哲学的继承与新创，统治资源等进行了条分缕析，堪称一部蒋介石精神世界的个人思想史。
蒋介石曾几度主宰了中国的命运，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本书对于蒋介石早年对曾、左、胡的推崇备至，其后对王阳明、朱熹哲学的调和，以及提出自己的力行哲学的思想理路等等，皆有清晰的脉络梳理。本书中的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人物之外，呈现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面，他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仍念念不忘从传统中汲取现代资源。作者研究角度新颖独特，填补了蒋介石研究的一处空白。
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
金雁穷数年之功，对于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历史渊源，相互之间的关系等一一勾勒，呈现了他们在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除了知识上的普及和历史进程的展现之外，本书现俄国知识分子群体面貌为其表，藏中国学者的现实关怀于其里，极具“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警醒之意。
20世纪上半叶，胡适与鲁迅、冯友兰、林语堂、吴稚晖、赵元任、梁漱溟、钱玄同等学人，在思想和学术路径的取舍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阔领域。
本书作者多年来致力于胡适思想的研究及胡适著述的整理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研究胡适的权威学者。在本书中，作者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对胡适与其他学者和文化名人在思想、学术上的互动深入描述，对于现代中国背景下的胡适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与总结。此前，关于胡适对待斯大林及共产革命的态度，因其相关著述阙如而不为读者所知。周质平在本书中的研究，庶几可以一窥堂奥。而本书呈现的一代文化巨人风貌，在与其他著名学者和文化人的交集中更显得卓尔不凡。
本书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作家写史，易于沉浸情绪的渲染而缺乏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和对史实的谨慎，因而成功者寥寥。岱峻是少数对历史葆有温情和敬意，同时持以谦虚和稳重的写作者。从《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到本书，岱峻在对自己发现的文字资料进行解读和分析的同时，对于多位学者的后代进行了深入采访。文献资料和口述史的结合，使得本书呈现的史实生动活泼，而作家的文字笔法又增强了可读性。
本书从严复的家庭生活，从“立功”到“立言”的人生转折，翻译工作对中国近代新语汇、新思想的影响，以及科学思想的底蕴以及他为何支持被五四新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迷信的上海灵学会对严复思想做了阐释。
从胡洪骍改名为胡适，字“适之”，胡适此举直接受到了《天演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尚且如此，严复译著在当时文化精英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位启蒙作用巨大且崇尚科学的大翻译家，有着错综复杂且令今人看来颇为错愕和吊诡的各种行为和面向，如吸食鸦片，鼓吹扶乩等等。对此，黄克武深入严复思想内部，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并作出了逻辑自洽的阐释。
本书对于二战期间中美结盟以后，中美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互动有着出色的描述，作者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在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中，美国的傲慢和史迪威本人的狂妄自大，以及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及反应。
作者20年磨一剑，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中英文基本史料及相关史料进行了充分的搜集、对比、辨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做了细腻的梳理，对很多问题做出了与传统史学（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观点）不同的叙述，为读者重建了全新的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的“历史现场”。
本书纪事之地北京四中，不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学生多为干部子弟，“文革”厄运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并没有导致其命运不可挽回的下沉。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代里，他们可以第一批成为红小兵，也会立马随着父亲的被打倒而成为黑帮子弟。同学们的回忆叙事，在此汇成一本书。当然，书中作者更多是展现凶猛荒诞的时代如何吞噬个人，写尽自己一家和小群体的苦难，对于自己曾参与过的罪恶，对于体制性的反思，有所回避。特殊时代的历史叙事容易被当成一波三折情节的故事来猎奇。但凡有反思“文革”的书籍出版，不管思考深度如何，档案资料挖掘多少，都是一件在特定时代中带有很多功德的事。
本书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1919年至1927年中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作者揭示了以往的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显然，作者推翻了以往的历史陈说并提出了新论，这也无疑有助于读者对于史实的接近和国家关系的思考。
本书追溯了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历史研究的独特贡献，以及他对政治、文化的心态等等，突出了历史与政治同傅斯年一生的复杂关系。
傅斯年在从事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关心政治，论政议政，作为国民参政员，他轰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并曾作为国民参政会代表，与在窑洞中彻夜长谈。学术（历史）与政治贯穿了傅斯年的人生，而本书正如葛小佳先生所云，作者对傅斯年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使得这部书成为关于傅斯年的最有权威和最可信的传记。
本书通过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美国一系列难得一见的档案，对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读，力图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人物的复杂形象。
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陶涵的第三方视角更容易保持中立，他跳出了成王败寇的历史窠臼，对于蒋介石的评价颇具新意。尽管本书在史料的辨析方面有所不足，但并不妨碍中国读者作为参照，其叙事能力也得到了大陆史家杨天石的赞许。
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艰难求索的历程。
本书作者在写作框架与体例上别开生面。刘再复先生说，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而此书的好处恰恰在于它远离本质化即简单化，而把力气用于对史实的考证与描述，在对待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中，客观真实地叙述传主为中国的进步所做的事。
该书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
西南联大无疑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其精神遗产至今仍弥足珍贵。美国的易社强教授倾20年之力写就本书，视角独树一帜。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研究和大量的口述采访，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风貌和校史进行了细节还原。在战争里，联大师生弦歌不绝，学术救国；在革命中，校园成为党派的角斗场，纷扰不息。易社强深刻揭示了两者对于西南联大的影响，以及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被政治势力利用后的必然命运，难怪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
本书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是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在此后的40年里，他陆续出访中国超过50次。他与、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至今仍是两国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及在世界秩序中分别扮演的角色，基辛格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作为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和对华友好人士，基辛格的声音无疑值得倾听更何况，他还在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作为一本五六百页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对她的导师汉娜阿伦特的生平及其学说的叙述和评价也包含着她自己主观的评判，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详述了阿伦特医生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的各种关于阿伦特生平著述中最翔实、最有权威的一部。
极权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毁掉这个世界，毁掉人们的日常生活。阿伦特以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而著称，其《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并极具启蒙意义。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发的邪恶力量之下个人的选择，至今仍是学术界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而她与海德格尔的复杂关系，是其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本书对于阿伦特的学说进行了个人角度的阐述，对于其生平的叙述则展示了一个思想家的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