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王长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工作，负责对外新闻宣传和内部资料整理。一年零八个月后，王长田看到了一份新报纸——《中国工商时报》。
他回忆说，“当时是《工商时报》创刊第二天，我看见了创刊号。1989年的10月7号，当时我们处长不知道从哪里弄了这个创刊号，我一看就很激动，怎么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一份报纸?当天下午，我就拿了报纸上了报社，问报社的领导要不要我?得到的答复是：同意你过来，该办手续就办手续吧。”
在报社，王长田有两个特点，一是很难记住人名，二是算账的能力非常强，对各种经济数据过目不忘。记不住人名在一个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很悲惨，王一直不认为关系是最重要的。
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副主编的杨大明曾经评价王长田是一个好记者，3年后他升任市场新闻部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长田见到了北京电视台的副台长吴天锡，吴要办一档全新的新闻栏目。很快，王长田跳槽了。
在《北京特快》推出前，王长田曾这样分析当时的电视新闻节目：“节目大多节奏比较慢，没有包装，语言很差，角度不好，信息量小，思路太正，批评的声音太少，评论的声音太少。”当时的电视圈，流行的也是这个套路。这种弊端，给王长田留出了一片空地。
《北京特快》推出后，以节奏快、信息量大而著称，一改过去颂歌式的新闻报道方式，这档节目迅速打进北京地区收视率前三，直接导致了《东方时空》改版。
1998年7月，因为一个特殊事件，他告别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北京特快》。此后，王长田同几个媒体朋友成立了“光线万块钱，靠写策划和拍摄专题片赚钱。
王长田喜欢用美国诗人罗伯特 弗罗斯特的一首诗《未选择的路》来表达他转型的原因：那天早上，有两条路，相差无几。都埋在还没有踏上脚印的落叶底下，而我，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迹的路，于是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1999年1月5日，北京下完春节后第一场雪。王长田和弟弟王洪田走进西三环的一个胡同 “万寿寺北里”。他们穿过灰砖结构的居民区，在一个4层的砖楼下停下脚步。楼很旧，楼门的防盗门虚掩着，上方有几个非常陈旧的字——嘉德写字楼。
貌不惊人的嘉德楼，见证了王长田和他的光线传媒的成长。所有的成长都伴随着痛苦，对光线传媒来说，也不例外。由于几次竞标的失败，到1999年3月，5个合伙人走了4个，就只剩下王长田。
体制内10年的工作经历，让王长田对电视台运作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娱乐资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但在国内又是一片空白。王长田考察了美国和香港的娱乐业，发现娱乐节目都是综合性电视台的重头戏，甚至有专门的娱乐频道。
1999年4月，王长田决定做《中国娱乐报道》的样片，当时的光线个人。最初选定的主持人不是日后凭借《中国娱乐报道》红透半边天的李霞，而是北京音乐台的DJ梁红。
王长田坚持了一点，“一样的娱乐圈，不一样的立场和声音”，他对主持人李霞的要求是“板着脸看笑话，要有冷眼看热闹的感觉”。在弟弟王洪田看来，王长田心中的理想模式是《北京特快》的范红军和胡紫薇那种快言快语、凸显个性的做法。
5月，样片出来了。试片里用25分钟的专题形式关注了娱乐圈里的北漂一族。没有资源，只好从新人下手。《中国娱乐报道》第一个人物专访是尚未从中戏毕业的章子怡：她坐在绿茵茵的草坪上，畅谈对张艺谋、巩俐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看法。
1999年7月，《中国娱乐报道》正式在湖南台生活频道播放，3个月后覆盖五十多个省市级电视台，平均收视率达8%。进入2000年，电视台的数字扩大到130家，被业内人称为“娱乐界”的“新闻联播”。1999年光线万元。
这时的王长田已经成了电视圈内颇为著名的人物。刘勇在《媒体中国》的开篇中写道：“他的成名不仅在于被同行所称道，而且在于他的公司生产的电视节目，《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已经在两百多家有线电视台被播放，而这些电视台目前自然都是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之内的。”
《人民日报》在当年11月发表的一篇观察文章中指出：“电视的另外一个潮流是其主体功能向娱乐功能的转变《中国娱乐报道》的出现，意味着电视人正在顺应潮流，弥补这一缺口。并且，这样寓意丰富的电视节目是由一个独立于电视台之外的民间电视策划企业担纲制作，这亦是惊人之笔。”
尽管《人民日报》似乎已经举起了政策的风向标。但在王长田看来，“2002年以前，民营公司是没有制作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公司的业务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一直在打擦边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