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近日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具体做法是:对低保户等七类人群，每人发放1000元。
东莞的做法当然值得赞扬。在当前的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在其可负担的情况下，向市民发点钱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态度。
但是，这种做法毕竟只是一种临时的福利补贴，如果把它变成一种常规的福利项目，向全国推广，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全民分红”，则不具有可操作性。
原因在于：首先，尽管这些年我们的财政增收很快，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要干的事、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尤其是为补前些年在公共投入方面所欠的账，未来政府的公共支出将越来越多;其次，如何界定分红的对象也是个问题，如果分红对象是全民，这将使高收入者也受益，而对他们来说，这点补助不会起到任何改善生活的作用，有违分红的目的，如果只对中低收入者派发红包，又有违分红的性质，而且可能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第三，全国有一个统筹平衡的问题，否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第四，由于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目前高中低收入的划分标准不是很科学，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按照这一标准派发红包，可能使一些不该得到的人也享受政府补助;最后，红利是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作为前提的，而财政收入又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后者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政府财政收入也存在不确定性，不可能年年都超预期增长。这使得分红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全民分红一旦成为福利制度，也就变成了一种对政府的刚性福利约束，从而人为加大财政的压力。
东莞的做法其实已对全民分红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当初该市市委书记刘志庚是受到澳门向市民发送红利做法的启发，由于澳门是向全体居民发放红包，因此，舆论一开始也猜测东莞的红包有可能会惠及“新莞人”，但从已公布的七类对象来看，虽然受惠人群比“临时价格补贴”的范围有所扩大，然而毫无例外地都是低收入人群，而且都是有东莞户籍的人群，非东莞户籍却在东莞工作的低收入家庭被排斥在补贴之外。东莞的红包发放之所以不包括全体居民和“新莞人”，我想原因还是出在财政负担能力上。这说明，即使财力充裕如东莞，也未必能承担起全民分红的责任。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起到全民分红的作用，同时又能避免全民分红的弊端?我认为是有的，这一办法就是建立与物价、GDP挂钩的收入增长机制。长久以来，由于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劳动工资形成机制基本上受到资方的控制，而出于利润的需要，资本总是要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所以普通职工的工资增长不能随着经济发展、企业效益的提高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做出及时的反应。建立与物价、GDP挂钩的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则能够避免这种情况。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具体做法可由各地工会组织出面牵头，代表一个城市某区域或某一个行业的中小企业的劳动者群体，与该区域或行业相对应的企业进行集体协商和谈判，确定工资增长额度，签订一份区域或行业集体合同。政府则通过启动财税激励，对于一些企业要给予相应的工资增长专门税收减免，并将减免的税收作为工资支付给普通职工，以此抵消CPI上涨的压力。
可以说，这是一个能够保证职工工资和收入持续增长，而又能避免由此引起通胀风险的机制，它比全民分红更值得我们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