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传统法式，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汉章帝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
传世《阁帖》宋拓善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十卷本，为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家藏本，也称睢阳袁氏藏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淳化阁帖》（泉州本）十卷本。香港中文大学藏《宋拓淳化阁·王右军书》（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之残本合并本）等。
淳化三年（992年实）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重要节点，它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淳化阁帖》的刊刻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淳化阁帖》开启了官刻丛帖之端，从而掀起了官私刻帖之风。如今宋拓佳本大多已经影印出版，复现了《阁帖》的本来面目。
《淳化阁帖》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一部从贴，有中国书法史上的“圣经”之美誉，也是中国丛帖的鼻祖所做。遗憾的是不知道何时何地何因流落海外，且至今依然有很多遗失和未收回的部分。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
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
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
明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三八《跋淳化阁帖》：“兹《淳化》八本，先得之葵丘（睢州又称葵丘、睢阳）袁氏六焉，后得粤东李氏二焉，皆宋拓枣木，似王著初本也。”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致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然以上海图书馆藏明袁枢、袁赋诚父子递藏本，又称《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为最佳，2017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部珍藏版。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自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摹勒《淳化阁帖》后，全国各地辗转传刻，遂遍天下。著名者有二王府本、绍兴国子监本、大观太清楼帖、淳熙修内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本、福清李氏本、世堂本、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黔江帖等等，卷帙类同。又有庆历长沙刘丞相帖、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等，稍加损益，卷帙亦异。其他琐琐者又数十家。令人遗憾的是以上宋代《淳化阁帖》原石均已佚失。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仅有三种：
①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肃王府遵训阁本”（俗称“肃府本”），当时刻帖石五套。现存帖石两套于西安碑林，半套存于溧阳
②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陕西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俗称“西安本”或“关中本”）
但近日《淳化阁帖》无宋代刻石传世的共识被杭州文澜阁旧址新近发现的《淳化阁帖》刻石打破。此套《淳化阁帖》刻石目前放置在杭州孤山路二十八号文澜阁旧址（现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此阁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淳化阁帖》刻石就存放在大院西侧碑廊内，碑廊建于一九九四年，内设碑墙两堵，自南而北纵向延伸，墙外用玻璃框保护，中间为《浙江藏书楼碑记》隔开。坐南一堵碑墙镶嵌《淳化阁帖》刻石四块和《清啸阁帖》、《左璞堂帖》、明清墓志杂石等，其中《阁帖》四块仅见单面（见图四），其背面镶嵌明代墓志数块。坐北一堵碑墙镶嵌《淳化阁帖》刻石二十一块（按：由碎石拼配者作一块记数），能见刻石正、背两面（一面面朝东，一面面朝西，见图五、六）完整刻石长一○二厘米，宽二九厘米。
据资料记载，这套刻石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由张燕昌（芑堂）从西吴旧家为孙仰鲁（寿松主人）购得。
一九三三年孙氏后人侯康先生将帖石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当时曾有整套帖石拓片流传，浙图至今还保存有一套当时帖石拓片。解放后，这套帖石逐渐淡出了文物工作者的视线，“文革”中帖石又遭受一定程度损坏缺失。一九九四年有识之士在浙图红楼走廊内发现这批刻帖，建议保护陈列，遂建碑廊储之。
对帖石版本过去一直无法识别，一般视为明清刻石别本，二○○四年春，笔者携《肃府本》前往对照，亦无果而返。
二○○六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先生用故宫博物院新印《懋勤殿本淳化阁帖》进行了比对，认为《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就出自这套刻石。
此事立即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如果确定的话，浙江图书馆《淳化阁帖》刻石就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汇刻帖的原石，其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宋代刻石的重新确认是近年来碑帖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能为帖学研究带来最原始的刻石信息。
要鉴定此套刻石的刊刻年代，需要对现存残石的刊刻内容、卷版标号、卷尾刻款、残石的材质、石花纹理、石裂纹等等进行综合分析处理，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九四年修建碑廊时对《淳化阁帖》刻石上墙陈列是比较盲目的，未经细致核对，排次极为混乱。
我们面对的是一套排列错乱颠倒的刻帖，好比一幅搅混的扑克牌，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有必要先对刻石进行编号排次，编号原则“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现编号如下：
坐北双面刻石二十一块，其中面东向者，依次命名为“东一”、“东二”……面西向者，依次命名为“西一”、“西二”……
经一石一帖地核对统计后（参见附录），我们发现浙江图书馆收藏《淳化阁帖》现存刻石二十五块（四十六面），保存了《淳化阁帖》原本的五分之三强。
卷版标号有三种样式，例如：“五五”（纯数字版号，前为卷号，后为版号），“甲六”（天干数字混和编号），“十卷九”（卷字编号）。
卷尾淳化三年刊刻题款后尚有大量余地（见西七石后），但未刻任何题刻信息，从中我们可知，当年刊刻此帖时，就未加刻摹勒时间、地点、摹刻人名等鉴定要素。
虽然为进一步鉴定带来难度，但是未刻刻款这一条信息，就能排除宋代一些有刻款的《阁帖》，例如：淳熙修内史本，其卷尾楷书题作“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圣旨摹勒上石”字样。
《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南宋时刊刻于泉州，主持人为庄夏，故又称“庄夏刻本”。关于“泉州帖”由来，有一种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据明代陈懋仁《泉南杂志》记载，元军攻入临安后，南宋末帝赵昺携“阁帖”石刻逃至泉州，后来石刻虽渐渐湮没地下，仍“时出光怪”，以致“枥马惊怖”，得以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即“马蹄真迹帖”。虽然这一说法有演义的成分，尤待进一步考证。但“泉州帖”为《淳化阁帖》祖本的早期翻刻本确实没有疑义。而这种近乎离奇的记载，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泉州帖”的推崇。时至今日，传世“庄夏刻本”仅存两部，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
《淳化阁帖》流传至今已有千余年，堪称绝世瑰宝。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炅命王著精选历代名家书法墨迹，摹勒刊刻，此即《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书家103人，计420帖。其中，卷一收录先秦至唐代19位帝王书法；卷二、卷三、卷四收录历代名臣法帖；卷五收录历代书法名家法帖；卷六、卷七、卷八收录王羲之墨迹；卷九、卷十收录王献之作品。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对我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宋代诸多传本中，又以泉州翻刻本尤为著名。至明代，“顾从义玉泓馆本”“潘允谅五石山房本”“肃王府遵训阁本”等流传渐广，彼时宋拓本已经极为罕见。
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睢阳袁氏藏本），历经袁可立、袁枢、袁赋诚三代及朱汝修、许焞、张镜菡、张玮等名家递藏，卷尾有张伯英、张玮题跋，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版本研究价值。各卷签题为“淳化阁帖宋搨泉州本”，传为米汉雯所书。2017年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大力支持下，影印出版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宋搨泉州本》，共计十册，三一六开；册高三二·六厘米，宽一七·八厘米；帖芯高二四·九厘米、宽一三·六厘米。高度还原原帖装帧风格和版本状况，限量发行200套，每套附编号收藏证书，配以定制楠木书箱，使千年翰墨，化一为百，古韵墨香，展卷可得。后还黏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特艺公司宣武经营管理处”标签，标价二千四百元，当年馆藏海内孤本《许真人井铭》售价亦不过八百元，可见此本之珍贵。帖学专家对《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按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三八《跋淳化阁帖》：“兹《淳化》八本，先得之葵丘（明代睢州又称葵丘、睢阳）袁氏六焉，后得粤东李氏二焉，皆宋拓枣木，似王著初本也。”考故宫博物院袁枢藏《潇湘图》王铎跋语称“为石■袁亲家收藏如此至宝，葵丘城堕家失有此数帧”，知跋语中“葵丘袁氏”乃“睢阳袁氏”，即今天的河南睢县。《潇湘图》收传印记有“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与上图所藏《淳化阁帖》为同一印鉴，至民国二十二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尚有明袁可立尚书府（即旧洛学书院）“藏书楼”之说。另见故宫博物院袁枢、袁赋诚递藏本《松桂堂帖》亦为罕见珍本，有“明蠡台袁伯应家藏图书”、“袁赋诚印”等藏印，亦为海外回藏本。
上图《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是目前所见睢阳袁氏家藏书画中首次见到袁可立的“弗过堂”印记，除此外有“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袁枢的“袁枢明印”、“石？”、“司徒大印”、“明蠡台袁伯应家藏至宝”、“明袁枢鉴赏书画之章”，袁赋诚的“袁赋诚印”、“袁印赋诚”、“袁一倩珍藏图书”、“东居”等，其中袁枢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子，袁赋诚为袁可立长孙。
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松桂堂帖》同出于明代睢阳袁氏，明末袁枢是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王时敏称其“环翁使君，既工盘礴，又富收藏。李营邱为士大夫之宗，米南宫乃精鉴之祖。故使荆、关、董、巨真名迹归其家。”（《烟客题跋·题自画关使君袁环中》）
袁枢藏品巨富，是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国朝画征录》称其“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藏有《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上海图书馆）；《松桂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董源《潇湘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董源《夏山图》（上海博物馆），董源《溪岸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巨然《层岩丛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巨然《秋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巨然的《赤壁图》（王鉴《仿古巨册》跋）；王维《山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唐颜鲁公《赠裴将军诗》（董其昌跋《颜鲁公赠裴将军诗》：“颜鲁公《赠裴将军诗》…，今为伯应（袁枢）所收，伯应自其尊公（袁可立）幕府携来。）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辽宁省博物馆）；《宋拓圣教序》（董文敏为环中司农题跋）；元吴镇《溪山深秀图》（北京故宫博物院）；元鲜于枢《苏轼海棠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沈周《送吴匏庵行卷》（日本角川氏家族）；明项子京刻《唐摹兰亭》（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跋项子京刻兰亭帖》）；明董其昌《疏林远岫图》（天津博物馆），董其昌《课徒稿》（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董其昌《纪游图册》（安徽省博物馆）；王铎《雪景竹石图》（济南市博物馆），王铎《单椒秀泽轴》，王铎《赠袁枢诗册》（美国杨思胜），王铎赠袁枢《贤弟帖》；祝允明《正德兴宁志序》；王宠《自书诗卷》等。
袁枢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子，袁可立与董其昌为同年至交，且为王铎恩师。董其昌一生最珍视的“四源堂”名画在董其昌死后归于袁枢，袁枢成为董巨作品收藏的集大成者。
明与后金交恶，袁可立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收复南四卫战略要地，袁枢也曾于明崇祯十一年为宁远明军督运粮饷，且最终不仕满清在南京忧郁绝食而死。袁氏父子遗绪二百年间遭受满清“文字狱”封杀，至清末已鲜闻于世。陆时化的《吴越所见书画录》因收录袁可立《节寰袁公行状》和岳飞《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竟险遭毁版厄运
明崇祯十五年，袁枢的家乡睢州城遭李自成兵燹河决之变，三年后南明弘光元年又发生许定国诱杀高杰的“袁园之祸”，袁可立尚书府“藏书楼”内书画藏品毁于一旦，流散天涯者不可胜计，仅此数帧卷轴为袁枢辗转千里至江苏浒墅关寓所随身珍藏免遭兵火之灾，得以流传至今，传为中国乃至世界名画收藏史上之佳话。
入清后，睢阳袁氏家道式微，袁氏文物流散天涯。现所知流向有卞永誉、安岐、梁清标、宋荦、翁同龢等。
中国美术学院 颜晓军 博士论文《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袁府所藏，金题玉躞皆付丙丁，固已足可惜。明王朝大势去矣，袁氏父子之丹诚博雅则永照汗青。”
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泉州本阁帖》（唐翰题题跋本）系明代翻刻本，从“庄夏刻本”系统再次翻刻而出，据此可见，《泉州帖》“庄夏刻本”在明代的地位与影响。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拓本，钤“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等印。白纸挖镶剪方裱本，麻纸乌墨拓，每页尺寸纵25.1cm，横13.1cm。每卷末皆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书刻款，完整难得。
1994年，启功得知安思远藏有被誉为“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托人动员他将此帖带到中国展出。
2003年4月，经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转让予上海博物馆，在中国名噪一时。
2003年11月22日至26日，嘉德秋季拍卖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其中就有宋代《淳化阁帖》，其拍卖的《淳化阁帖》从何而来，嘉德公司并未透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法家介绍，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淳化阁帖》是所有版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
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二行；东晋康帝司马岳《陆女帖》二行；东晋哀帝司马丕《中书帖》四行；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庆赐帖》六行；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异暑帖》三行；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谯王帖》（仅存首行）
孔琳之（原作孔琳）《日月帖》（自“盛比”行起，仅存后五行）；王僧虔《刘伯宠帖》（存前八行，至“乃更”止）
《阮公帖》（缺前二行，存后五行）、《家月末帖》二行、《蒸湿帖》四行、《不得西问帖》一行、《丘令帖》四行、《谢生东旋帖》六行、《飞白帖》三行、《遣书帖》（存前三行）
王凝之《八月帖》（存二行）；索靖《载妖帖》八行、《七月帖》四行；刘穆之《家弊帖》六行；王劭书标题一行。
庾亮《书箱帖》（原作庾元亮）五行；庾翼《故吏帖》、《季春帖》五行；沈嘉《十二月帖》（原作沈嘉长）四行；杜预《十一月帖》五行、《亲故帖》仅存起首第一行）
柳公权《圣慈帖》五行、《伏审帖》十行、《荣示帖》六行、《十六日帖》二行、《辱问帖》（仅存第一行）
唐高宗李治《无事帖》六行、《文瓘帖》二行、《钱事帖》一行、《六尚书帖》四行、《昨日帖》二行、《玄堂帖》（存前六行，至“知此”行止）
《遣书帖》（自“一日”行起，存四行，后有银锭纹）（见图十三）、《采菊帖》五行、《增慨帖》四行、《由为帖》一行、《月半哀感帖》四行、《独坐帖》四行、《安西帖》六行、《黄甘帖》（存起首二行）
《又不能帖》（仅存二行，缺前四行）、《疾不退帖》五行、《儿女帖》五行、《彼土帖》十一行、《谯周帖》四行、《夫人帖》三行、《蔡家帖》（仅存首行）
杜预《亲故帖》（缺首行，存后三行）；王循《七月帖》五行；刘超《如命帖》三行；谢璠伯《江东帖》四行；王徽之《得信帖》七行；谢庄《昨还帖》仅存前一行
宋明帝刘彧《郑修容帖》（存末二行）；齐高帝萧道成《破帖》四行；梁武帝萧衍《数朝帖》五行；梁高帝《众军帖》五行；梁简文帝萧纲《康司马帖》四行；唐太宗李世民《江叔帖》（仅存前二行）
《侍中帖》（缺首行，存后二行）、《敬豫帖》二行（上有横刻“巳十三”卷版标号）、《清和帖》五行（左下截残损）、《追寻帖》（仅存“追寻伤”三字）
《相过帖》（缺前四行，自第五行“尽此”起，存七行（上有横刻“壬一”卷版标号）、《诸舍帖》二行、《永嘉帖》四行、《鹅还帖》五行、《诸女帖》（仅存首行）
《黄甘帖》（仅残存二字）、《尊夫人帖》（存三行，右上角残损）、《日五期帖》四行、《先生帖》二行、《雨快帖》（仅存前二行）
唐高宗李治《玄堂帖》（仅存最末一行）、《遣弘帖》六行；陈叔慎《梅发帖》六行；陈伯智《热甚帖》三行、《寒严帖》四行
《嫂等帖》（自“慰吾”行起，存五行，上有“十卷九”卷版标号字样）、《鄱阳帖》八行、《鹅群帖》八行、《敬祖帖》（仅存首行）
苍颉《戊己帖》四行；夏禹《出令帖》二行；孔丘《延陵帖》二行；史籀《射州帖》二行；李斯《田畴帖》四行；程邈《天清帖》五行
钟繇《长风帖》（前缺二行，自“居处”行起，存七行）；皇象《文武帖》六行、《顽闇帖》九行；张华书标题一行
郗鉴《灾祸帖》（仅存后二行）；郗愔《九月帖》五行、《廿四日帖》二行、《远近帖》三行、《想亲帖》四行；郗超书标题一行
山涛《侍中帖》八行；卞壶《文墨帖》六行；谢发《晋安帖》六行；王昙首（原作王昙）《服散帖》（存前四行）
谢庄《昨还帖》三行；司马攸《望近帖》四行；刘瓌之《感闰帖》四行；王坦之《谢郎帖》四行；王涣之《二嫂帖》八行；王操之《婢书帖》；王凝之《八月帖》
王劭《夏节帖》五行；纪瞻《昨信帖》四行；王《静媛帖》六行；张翼《节过帖》三行；陆云《春节帖》五行；王邃《张丞帖》三行；王恬书标题一行
《余杭帖》（存五行，缺首行）、《节过帖》八行、《愿余帖》七行、《夏节帖》七行、《思恋无往帖》（仅存前三行）
《离不帖》三行、《清晏帖》四行、《朱处仁帖》三行、《吾服食帖》二行、《爱为帖》一行、《盐井帖》三行、《七十帖》（仅存前三行）
唐太宗李世民《昨日帖》三行、《三五日帖》三行、《雅州帖》四行、《道宗帖》二行、《所疾帖》一行、《北边帖》二行、《八柱帖》八行，《气发帖》（仅存前二行）
《涧松诗》四行（右上角损）、《仲宗帖》二行、《黄门帖》三行、《外甥帖》二行、《思恋帖》三行、《冠军帖》三行、《可必不帖》（仅存前二行）
《长素帖》（缺首行，“得敬豫”行起）存二行、《知念帖》六行、《长风帖》三行、《谢生帖》三行、《初月帖》四行、《时事帖》七行
王珉《此年帖》（自“少忧”起）存二行、《十八日帖》二行、《嫂何如帖》四行、《欲出帖》七行；王珣《三月帖》四行；王廙《廿四日帖》（残存首行）
令人兴奋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民国时期拓本上还保留了现存帖石佚失的三则清人题跋，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跋，孔继涑、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现摘要如下：
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云：“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文，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今春景高孙君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棰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觏，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或谓宜补完之，余曰：旧刻缺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并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月山舟梁同书。”
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于禾中故家，剔抉苔藓联缀断裂锥拓一通，取别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与诸本尤异者若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主人孙仰鲁。”
以上跋文可知，此帖刻石系张燕昌（芑堂）为寿松主人孙仰鲁购得，梁同书认为此帖系宋刻《阁帖》贾似道本。
我们此次鉴定刻石年代的利器是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因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为已知宋刻宋拓，只要将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的细部特征与以上二本进行对照，拓本就像指纹印，刻石好比手指，若完全一致的话，即可证明杭州文澜阁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著名者有：安思远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潘允谅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王右军帖》（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以上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同出一石，其余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宫博物院曾于乾隆清宫东庑（此帖原在养心殿）陈列《淳化阁帖》一部。第一册卷首与第十册卷尾钤有“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内夹黄纸签条有“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字样，帖中未见其他印章与题跋。此本即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此十卷本为刻石，为宋纸、宋墨、宋拓无疑，与传世另一宋拓“潘祖纯本”出一石。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淳化阁帖》目前现存最早的一部从贴，有中国书法史上的“圣经”之美誉，也是中国丛帖的鼻祖之做，遗憾的是不知道何时何地何因流落海外，且至今依然有很多遗失和未收回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