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处再逢君 ——悼陈应枢 1954 届 朱明道 解放初期，因生源变化，学校对一些班级进行了调整。原在二丙班的 陈应枢，就调到我们二甲班来。中学时代，无论男女生，差不多人人都有 个绰号。他祖籍天津，偏被称作“小北京” 。从十二、三岁到六十多岁，这 就成了他的品牌。在班里，属鼠的人最多，他也属于此类。小而且弱，但 比我大半岁；故常以兄称之。应枢兄有很多特点：第一是头大，摇摇晃晃， 很象喜剧名星陈佩斯。第二是调皮幽默。我与他全家都很熟悉，发觉他家 人都十分稳沉，独他生来调皮风趣，也不知是哪代的遗传基因。有时上课 铃响过趁老师还未进教室，他才口叨半个饼，慌慌张张从墙那边翻过来。 原来他家就住在西仓坡昆明师院的教工宿舍，与我们的教室仅一墙之隔。 第三是他的各门功课都好，体育除外。都说他头大聪明，其实不尽然。真 正的原因是他父亲陈宗仁先生教育有方。陈先生本是西南联大——昆明师 院的英文教授。家学渊源，使应枢兄早就在家练会了英文打字，更能在课 堂上与．英语教师对答如流。这种外语天赋，使他受用到逝世为止。除了 这些特点之外，与我的共同之处则是：我和他都属于班里的弱势群；个子 小，不但挤不进参军参干的潮流，就是上体育课，也常被编在弱小一类。 拳击、跳高、跳箱等，多没有份。班里组织了一个“鼠队” ，在篮球场上我 们也只能当替补队员，赛场上看得多，上得少。这就使我们想快些长高， 每天都去体育室量身高。后来终于长到 l 公尺八，但那是上了大学的后话 了。其次，我们在政治上也属弱势群。他到大学毕业也没有被吸收入团。 因为爱说真话、俏皮话，常被人告了上去，挨点批判之类，积习难改，只 有认命了。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尽管努力工作，小心谨慎，与世无争，但 道路坎坷，从无大红大紫的盼头。 我们高三班有两位数学爱好者：陶忻是邹象乔老师的忠实门徒，但后 来学的是电机工程。陈应枢则是李乃林老师的得意门生，进了四川大学数 学系。记得 54 年 7 月，秦淑贞主持的高三班毕业晚会上，枢兄主动来和我 交换了同学通讯录。我赴重庆，他去成都。在赴校报到的途中，大家在泸 州聚餐。望滔滔长江水，听悠悠号子声，我们都从未见过如此宽阔汹涌的 洪流，这大概就是今后生活的预兆吧。当晚在隆昌车站分别，火车长鸣， 看同窗故旧消失在暗夜的轨道尽头，令人无言感伤。 我们一别四年，通信很少。因为进大学不久，就开始没完没了的政治 运动：肃反、反右、大炼钢铁、、反右倾、拔白旗……。多少人一 夜之间就被划到被批判的行列中，从此沉沦下去。我很担忧应枢兄那种喜 欢调侃打趣的作风，他则担心我耿直不苟，不随权势俯仰的天性。总之， 我们一时间都长大了。 58 年 7 月，重庆的火炉般的仲夏时节，应枢突然来到重庆大学相见。 我们彼此都惊讶，大家都长高长壮了。言谈间急切了解到，这些年的政治 运动中，他还算平安。但从他的才华和学识，听说分派到贵州去工作，又 分明看出受了歧视。当时我们重庆大学还正在高压之下搞毕业鉴定。掏肝 洗肺，人人要清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 。我因“言论” ，受了一个“留 团察看” 的处分。 正感前途茫茫， ’ 对老同学无以为告， 彼此心领神会而已。 这才是政治迫害大潮中，弱势群的悲哀。 当那些以破坏国民经济、整人为乐的大举措稍有间歇时，我们才听到 大学毕业分配的消息，其时已拖延到了冬天。一听说我被分到贵阳的一所 中专去教书，不禁大感欣慰：那里有老同学应枢兄在，好歹有个真正的朋 友!从此算来我们有了二十多年在贵州工作，可以常常相见的缘份。不久得 知，分派到筑的还有李方明，王维贤，张瑞雯、张孝选等。每逢节假日， 可以凑点粮票，在极其贫困的物质条件下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重现附中 时代的欢乐，暂避日趋紧张，令人难解的现实。 但是，灾难毕竟很快就到来了。 应枢好酒。酒量虽不大，却乐此不舍。初到贵阳时，茅台还只要 3．8 元一斤。每周末我们都约定在小十字附近的一家餐馆相叙，然后去观戏。 不久，形势变了。茅台酒价涨了几倍、十几倍，以至绝迹了。遂降格喝杂 粮酿的白干，甚至青杠、毛栗做出的“代粮酒” 。那时，饮食店没有货卖， 乃在木板上大书“完了”二宇，又不敢关门。有一回应枢兄向师院的同事 们调侃道：近来有种新产品叫“完了” ，家家有，总也卖不完，一句笑话， 马上就有人层层告上去，吃了一顿大批判。说他“对大好形势不满”云云。 他除了作检讨之外，唯有拼命工作。当时在中国的高校初设不久的数学分 支，如概率论、汛涵分析、微分几何、计算机数学基础等，有的他在大学 时并未学过，但却开出了课。还兼上系里的专业英语，普通英语等等。总 之，为了争取到一个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地位，有碗吃，只好表现自己的 一技之长了。其内心的压抑和苦衷，除了酒，又能如何解除呢? 1966 年 6 月上旬， “”的黑飚席卷全国。一时间走石飞沙， 是非不辨。我因业余时间搞了点技术经济学科的初步研究，被怀为反革命 活动，就被端出来大批大斗，吓唬不明真象的民众。大会开完，便将我直 接送到省公安厅的看守所拘留。待沉重的铁门一关，我才略微打量了在同 一牢房里的七、八位先来者。巧的是内中一人竟是贵阳师院数学系的尹斌 教授，与应枢兄长期在同一教研室工作的，比我先进来 10 天。我正好请他 谈谈情况。他说，在拘捕他之前，也已风闻到系里准备开应枢的批斗会了。 这家看守所正好同师院毗邻，每天能听到大喇叭里传出的狂呼乱叫。我倒 增加了一重耽耽忧，侧耳细听，很想听到有无关于应枢的消息。那个年月， 牢里牢外其实已无多大的差别。冤错案件的空前普及，使我顿觉人生纯粹 是做戏。想穿了，也没有什么恐惧。对我的拘留，一拖便是 1000 天。最后 还要咬死我在给友人的信中，为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元帅鸣不平。以此为 把柄，硬“从宽判处”我 7 年徒刑，监外执行。当我被押回拖拉机厂时， 人事早巳面目全非。对许多潮起潮落的事态，早巳不感兴趣，心中常挂念 着在贵州的老同学。是的，应枢脸皮比我薄，何曾经受得起象我这样的遭 遇? 1972 年的一个晚上，在贵阳市中心的喷水池附近，我突然与应枢相遇 了。大街上，他就抱着我大哭起来，痛诉说以为永远见不着了。又说起他 自己，怎样因父亲陈宗仁先生的“历史问题”受牵累，几年前被放逐到黔 南都匀的一家民族师范学去，饱受贬谪之苦。最近是因美国名记者艾尔索 普来华访问，打开了中美关系，指名要到昆明会见抗战期间的老朋友陈宗 仁教授。当年陈纳德飞虎队在云南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陈和 艾二人分别担任中方和美方的秘书，主要搞翻译。于是一声令下，说陈宗 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了，可以返回师院工作。他的大儿子陈应枢，自 然也就回贵阳师院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九．一三事件”爆发，黎明前的黑暗正逐渐消退着。我的冤案正在 复查中。这时，我和应枢又敢大胆交往了。谈及人生百丑，世态炎凉，莫 不令人感叹。他总是关照我，今后凡事别那么认真，少开口。还说我是“打 不死的程咬金” 。我也回敬一句： “你自己呢?”接着一阵大笑。 天亮以后，政治局面开始正常化。我的冤案得到平反，还奇迹般地调 到上海工作。得知这一喜讯，应枢兄才真的帐然若失起来，当我的面自问 自答： “你不能留在贵阳工作吗?是的，是的，你该走!……”我也就在 1980 年真的走了。在我之前，高三班在贵阳工作的其他同学，先后都调回昆明 了。应枢对我说： “看来你们都交好运了，只有我‘否’已极， ‘泰’就是 不来!” 平心而论， 他的这点调侃并非实线 年代以来， 他这根老腊烛， 才开始熠熠生辉，受到贵州师大的重用。由助教而升讲师，再升教授，他 主持着好几项教学科研课题，还同上海华东师大、福建师大等名校，合作 开设课题。他以纯熟的外语基础，译了几本急用的书，供年轻的研究生作 教材。他甚至以自己标准的口音，为本校的学生开设普通话补习班。这些 年方显出应枢兄雄厚的学业基础。我们知道，这些能力的修养，都源于母 校师大附中的六年薰陶。 伴随着经济好转，也就为口福大开创造了条件。应枢老兄最大的缺点 是自己不会做饭。每当夫人董云娜回不了家，便是他沿街寻店，品味果腹 的时候。越吃越油腻，竟至于上了瘾。心宽体胖，体重八十多公斤，俨然 一大尊门神。我每次去贵阳，总被他拉着，往名不见经传的小吃店里一钻。 老板们大抵都认识这位陈教授的。霎时便送上了几盘川黔小炒，一砂锅肥 汤或狗肉，还戏问来不来点壮阳酒。 政治上，他参加了贵州师大的九三学社，有了一种开始受人尊敬的感 觉。退休以后，常棒着象棋或围棋，去找师大的老校长较几盘，杀他个人 仰马翻。 今年的五月中旬，在长途电话中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这回依照国务院 文件，升了工资，每月增加了三百元，是大幅度的改善。又告诉我，师大 还聘他再出来工作几年，带点研究生，译教材……。还说，最近独生女儿 生了孩子，自己升格当了外公，看着小生命的迅速成长，感到真有意 思。……。 就在这些喜气洋洋的言语之后，六月初的一天下午，贵州师大的吕校 长突然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简短地说：陈应枢因急性肺炎发作，几天前过 世了，有关病情的述说，我简直没有听进去一句话。当晚我顺着街道漫无 目的地踱着，过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打电话，将噩耗告诉了邹瑛和李方明。 我们高三班分布在各地的同学，都沉浸在悲哀中，长时间不敢相信应 枢的逝世是事实。那个口含油饼爬墙上课的顽童，那个日夜苦读，学业精 深的教授，那个沿街小吃，与人说笑的朋友，从此再见不着了。 家人把应枢埋葬在贵阳南郊二戈寨附近的公墓，从此生死茫茫。我在 迷茫中仿佛见到的不仅是一支红烛，也是一撮填路的泥土，一座为年青人 接送到智慧彼岸的桥梁。总之，他的一生太短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