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座“发达地区”的小城。小城与我曾经到过的生活过的许多城市来说就像一条大村庄，小到上一趟市场也如同赶集，不过我们这里的人们按古时的叫法俗称“趁圩”。
在市场里经商的叫商户。在市场边缘，每天早上都有许多农民用单车、电动车、三轮车装载着他们地里种出来的菜蔬到市场周边叫卖；平常我去买菜的时候，往往是不需要进入到市场里面去的，因为农民的菜蔬既新鲜又便宜。不过前几年还能见到的担挑农民不见了，因为要跟城管打“游击”，对于这些“无证经营”的农民来说，走得快才是收回汗水的安全办法。
有人曾说过，“现在是历史上物质最为丰足的年代”，我对这话确信不疑，甚至有时丰足到有种让人不敢相信的感觉。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上过市场了，今天周末，早上上了一趟。农民和他们的菜蔬在小小的街道两边一字排开，“应有尽有”，许多新鲜菜蔬包括矮瓜、黄瓜、豆角等等叫价只是区区的一元钱，叶菜大多在一元到两元区间，只有极个别的上好菜心叫价三元左右。
我们这里的人们已经墨守成规，当叫价低至一元的时候，买卖双方就不会再讲价了，再讲就都觉得“没意思”，不过其实这并非农民叫价的下限。我挑了两根苦瓜，过称是一斤七两，没等我开口，农民大叔就迫不及待地随手多捡了一根用作“搭称”，“就两块钱吧”，他说。可是“搭称”那根苦瓜少说也有半斤重，可见他们对商品一元的叫价并不是下限，只是辛苦种出来的菜蔬如果贱卖到以毛票论斤，多少心里也会觉得难受吧。
有时候，相较于价格的多少，农作物能不能卖得出去也许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可见现在的年代，物质确实非常之丰足。“如果中午十二点前卖不出去，就只好拉回家去了，连猪都不吃。”大叔无奈地跟我说道。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少有农户养猪了，前两年“清理”过后，“重操旧业”的农户不多，大部分农户已经不再打猪的主意了。
我看着手上这三根鲜嫩的苦瓜，心想它们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从地里长出来的吧。大叔说，不知为什么，他年年都是这样种着自家的地，但农作物价格总是长不上去，甚至越来越为能不能把地里长出的东西卖出去而发愁。
农民大叔也许并不知道，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到了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中不乏拖家带口的，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偶尔回家省亲数日，寻常日子里，即使地里的庄稼产量不变，人口减少了，农作物也必定贱价，特别是在像现在这样的高产夏季，在农作物大量上市的时候。
我眼前所见的这些菜农当中，基本找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我猜想，要么年轻人都到了大城市打工，要么就是年轻人瞧不起这份“职业”。
有些到大城市发了家致了富的人成为了年轻人的“榜样”，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奔向大城市，他们也许只是单纯地想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无法知道他们在大城市里生活的状况，但能够如此吸引着他们，多少说明大城市的魅力。
当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寄情于大城市，留给“小地方”的就是一阵阵伤痛，老人时常对子女望眼欲穿，农作物卖不出去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时常是一种无奈的表情；我见过不少菜农连对报价也失了兴趣，当我问起价格的时候，他们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举起一只手指头，在墨守成规的一元叫价下，已经堵住了讨价论价的任何空间。
我想一个地方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另一个地方为代价，这样的说法也许有失偏颇，但这不是重点。严重的失衡必然导致人口流出地的“空心化”，而人口的流动总是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我很难想象，一个对年轻人失去吸引的地方，何以论将来，对于那些“失去”年轻人的家庭来说，那些“伤痛”又可以用什么来抚平，又有什么可以用作弥补。
我觉得，今日菜价与现在的物价相比，反映的并非真实的菜蔬价格，许多真相往往藏在表象之下。一个家庭幸福快乐的真相在于拥有天伦，而非天各一方。一座城市的未来在于拥有年轻一代，而非几栋高楼大厦可以代表。我以为，“失去”了年轻人，无论一个家庭也好，一座城市也好，等于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未来。
